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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通过公开的信息做出精彩情报分析的真实案例?

发布时间:2019-05-28 12:0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请问历史上有哪些通过公开的信息做出精彩情报分析的案例?话题不局限于政治、商业、军事等领域。希望能给出这些案例中所应用到的情报分析能力,例如综合利用各类知识、工具分析推理出结果。希望能重点介绍这些案例中的分析思路和思考方式,以求借鉴。 根据直觉分析出结果的不在此列,因为直觉是难以学习的。谢谢! 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案例不在此列,因为毕竟和真实世界有所差别。谢谢!

  在二战期间,盟军已经意识到德军坦克强于自己,问题是德军生产了多少坦克。知道了这一点可以帮助盟军估计面临的威胁。盟军是通过对坦克序列号进行反向工程估算出德军坦克数的。

  盟军指挥机构已经注意到了出现在意大利的五号坦克(豹式坦克),速度快,装备有75 mm/L70长管战车炮,是很不寻常的重型坦克,但在法国北部编号就很小,就和虎I坦克在突尼斯那样。由于谢尔曼坦克在对阵三号坦克四号坦克时表现良好,美国陆军对它非常自信,以至于迫不及待地希望与他们相遇。就在D日的不久前,有消息称德国手中有大量的五号坦克。

  为了确定德军生产的坦克数量,盟军最初通过间谍、解码和逼供等传统手段收集信息,得出的结论是从1940年6月到1942年9月期间每月生产 1400辆坦克。但这个数字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在长达8个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轴心国使用了1200辆坦克,也就是说1400的数字高的离谱。

  为了确定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盟军要尝试估计正在生产坦克的数量。为此,他们要使用被缴获或被摧毁的坦克的序列号。

  最终盟军找到了关键线索:序列号。盟军发现每辆被俘坦克上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序列号。通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从这些序列号可以推算出坦克的生产量。他们主要使用变速箱的号码,因为其为两个完整的序列。底盘和发动机号码也有使用,但它们的编号规则比较复杂。各种其他的零件用来对分析结果进行交叉检查。对轮胎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其上观察到了顺序编号(即1、2、3、……、N)。为此盟军创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用来确定德军坦克的生产速度,得出的结论是:1940年夏天到1942年秋天之间,德军每月生产255辆坦克。

  事后证明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因为来自战败德军的内部数据显示实际产量只比盟军的估算多一辆:256辆。

  m是(样本最大值)最大序列号,k是观测到的坦克数(样本大小)。一个序列号经过观测后将被排除样本池之外,不再进行观测。

  一旦知道德军建造多少辆坦克之后,盟军就知道需要投入多少军力对付德军。盟军打败德军,盟军数学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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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3月20日,一位名叫伯尔托尔德·雅各布的瑞士作家出于对纳粹的义愤,出版了一本名为《战斗情报》的小书,向外界公开披露了德军的内幕。这本长达172 页的书籍详尽地描述了德国军队的组织结构,详细地列出了德军各级司令部、各师和各军管区的番号、编制、装备、人数、驻扎地点,还有168 名陆军各级指挥官的姓名、年龄、经历和任职时间,甚至还谈到了最新成立的装甲师。

  更令人惊讶的是,情报人员根据雅各布的交代,一一核对其来源,《战斗情报》的全部材料确实都是从德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丧葬讣文甚至结婚启事上得来的,没有任何人泄露军事秘密。

  雅各布的工具只是一把剪刀,一罐浆糊,一个卡片盒。比如,从一则简短的讣告中,他得知驻纽伦堡的德军某师团的指挥官是某某将军;在一条关于结婚的新闻里,他又发现新郎是一个少校军衔的信号军官,而他的岳父则是某地的上校指挥官。书中还写道,“从斯图加特赶来参加婚礼的莎勒少将”,是当地的师团指挥。这样的材料越来越多,雅各布将其组成了一幅德国军队组织状况的清晰图画,而这幅图画与实情情况竟然相差无几。

  此说来源于著《回忆录》,该书上卷第290页写道:“九月十九日我和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一战时期,英军与德军在阵地战中对峙,然后一个英国兵发现总有一只波斯猫总定时在一块空地上晒太阳,推论得出那块是德军隐蔽的高级指挥所。

  1波斯猫娇贵不好养活,不可能是流浪猫,流浪猫也不会在前线前线小兵不会有闲情逸致养这么娇气的猫,所以一定是高级军官在养。

  3定时在某处出现说明主人让它在附近放风,所以猫主人很可能也在猫的附近。

  所以向上级报告万炮齐轰结果真的炸死一票德国高级军官导致局部战斗胜利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五角大楼把所有的军用物资购买计划列为保密文件,这可急坏了一些投资家。因为许多投资家都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而想正确地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就必须知道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特别是对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

  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也想知道这些,可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知道这些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让他试试。这名年轻人就是格林斯潘,当时他只有24岁,还没有从纽约大学毕业,只是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才来到这个投资机构做兼职调查员。老板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让他去了。

  要知道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特别是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只要翻看美国有关的文件就行了,这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可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偌大的机构里,虽然人才济济,但没有人愿意调查这一切。怎么办呢?格林斯潘想到了1949年,那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军事会议在开听证会的时候召开,所以没有保密。于是,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一年来的新闻报道和

  政府公告,知道1950年和1949年美国空军的规模和装备基本一致。他从1949年的记录中知道了每个营有多少架飞机、新战斗机的型号、后备战斗机的数量,然后再预计出损耗量。有了这些,就能基本预测出朝鲜战争期间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

  知道了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格林斯潘又找来各种飞机制造厂的技术报告和工程手册,一头扎了进去。这对他来说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研读,他还是弄清了每个型号的战斗机需要多少铝、铜和钢材等原材料,然后再根据每个战斗机的需求量,轻易地算出了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总需求量。

  仔细地算出来后,格林斯潘写了《空军经济学》等两篇很长的报告,发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经济记录》上。由于他计算出的数字非常接近当时美国政府保密文件里的数字,因此给许多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格林斯潘正是凭着这次成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也为他以后人生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其后4次获得连任。任期之长,在美联储历史上极为罕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两次温和的衰退。

  回答本题前,我们需要对情报分析的本质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情报分析,是对各种相关关系进行的理性的,合乎逻辑的,符合客观现实的联系起来的思考。

  所以,在不考虑情报来源是否可靠的前提下,私以为,题主所追问的情报分析能力,即是一种对各类或显见或隐性,或真或假的相关关系的思考方式,而如何在分析中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说句大白话,无非在于自身周而复始的积累,也正像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彼时彼刻与此时此刻条件的不同,关于在某些案例中相关分析的成功性与可行性,均很难在此后的思考中简单的复制,正是出于这种非固化,非教条的模式,前人的这些例子,亦只能给我们以启示。

  1891年,其前往法国去寻找当时为欧洲之最优的法国无烟火药的原料配比。而彼时,法国无烟火药的原料配比属于绝密级。不过,门捷列夫观察到,火焰制造厂位于铁路运输的最末端,而欧洲各国铁路运输货物是编辑成书,公开销售的,于是乎,门捷列夫根据法国铁路运输统计表,对通往法国武装部火药工厂的铁路支线上的货运列车进行了统计分析,将显然与火药生产无关的货物一一排除,终于把法国无烟火药的准确配比确定了出来。

  无疑,这是一起成功的情报分析,谁能料到公开发行的书物中包含有绝密的信息,而最关键的,却是洞察此类关系前的牵引与思考。

  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虽然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保驾,但希特勒的600万大军乘坐火车横穿整个西欧,上千架作战飞机转场,这些是无法掩饰的军事行动,连英国的情报人员都能判断到,德国即将对苏联下手。但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简称格鲁乌)却误判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时间。

  斯大林和他的情报机关认为,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蠢到不准备充足的过冬补给就妄图开战。根据格鲁乌的估算,德军至少需要采购600万件羊皮袄。这就意味着要有数百万头绵羊被宰杀,会有大量超出日常需要的羊肉涌入欧洲市场,从而引起羊肉价格大跳水。格鲁乌密切监控欧洲各绵羊产区动向,但均未发现异常。

  还有一个令格鲁乌做出错误判断的依据,就是德军使用的擦枪油。情报专家们认为:德军目前使用的擦枪油在寒冷天气中会受冷凝结。如果要与苏联开战,需要配备适合严寒地区的特殊擦枪油。因此,格鲁乌观察德军人是否改变了擦枪油的配方。但化验结果显示,直到德军开始进攻苏联之时,仍旧没有使用新式擦枪油。

  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总体判断方向是对的,只是最终落脚点发生了偏差。因为希特勒在进攻苏联之前,根本没有按照常理进行备战。希特勒想利用闪电战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就占领苏联的重要城市,迫使苏联投降,这样他根本没有必要在俄罗斯过冬。即便是没有实现打垮苏联的目标,希特勒最主要的目标是高加索油田,那里属于苏联南部,过冬条件并不是特别严苛,所以德国的军队在备战时也没有考虑过冬的问题。

  1984年2月9日,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逝世,但是最先爆料的是美国记者杜德尔。并且是杜德尔分析的结果。其主要根据如下:

  1.安德罗波夫已有173天没在公开场合露面,近几天还不时传出他身体欠佳的消息。

  2.当天晚间的电视节目,将原来的瑞典“阿巴”流行音乐换成了严肃的古典音乐,但并没有说明变更的原因。

  3.在向全国发表第一次电视讲话时,苏共新上任的高级官员耶戈尔·利加乔夫省略了苏联高级官员在电视讲话时必须转达向安德罗波夫问候的程序。这可是破天荒的事!

  4.当他驱车通过苏联参谋部大楼和国防部大楼时,发现那里的几百扇窗户与平时不同,都亮着灯光,而且大楼附近还增加了卫兵和巡逻队。

  杜德尔把这些反常迹象联系起来分析,认为这与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时的情景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得出了大胆的令人震惊的准确判断:安德罗波夫已于1984年2月9日逝世。

  1940年11月16日,纽约爱迪生公司大楼的窗沿上发现一只工具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根黄铜管,管里塞满了炸药,管外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历史已证明,这一次谈话给心理分析方法开创了新局面,成为犯罪行为分析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第一个假设:可以肯定“F.P.”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以前造炸弹或放炸弹的都是男人,无一例外。

  那个‘F.P.’放炸弹已有16年的历史,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第三个可能性:爱迪生公司对那个‘F.P.’也许有过不适当的处置,以致遭到他的报复,所以,他的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

  偏执狂患者有85%属于运动员体型。诸位先生,我据此得出第五个可能性:这个‘F.P.’不胖不瘦,中等身材,体格匀称。”

  “从这清秀的笔迹、干净的信纸上我得出第六个可能性是,此人工作质量一定是好的,由此推论他是个遵守时间、兢兢业业的模范职员,直到他遭到所谓的‘卑鄙罪行’前,他一直是这样工作的。

  ‘F.P.’笔下的‘爱迪生公司’写成Society of Edison,而美国人不这么写,他们写的‘爱迪生公司’是Consolidated Edison的缩语Cons.Ed.不管怎样,这个人不是纯粹的美国血统,也许他就住在外国人的社区里。这是第七个可能性。”

  我要说的第八个可能性就是指这方面的。他一定受过某种心理上的创伤,例如,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这一悲剧又是他父亲的过错。你们知道,男孩子在幼年时期会由于恋母情结而憎恨父亲。这种情况在这个偏执狂身上一定也发生过。他经常反抗父亲,并在这种状态下生活过来。但他自己并不意识到,长期反抗父亲使他滋生起一种反抗权威的情绪,这种情绪过早地潜入他的意识深处,成为‘潜意识’。而这种像定时炸弹似的潜意识,一旦遇上了爱迪生公司对他的不公正处置,使他心头的创伤又复发了。于是,他就从反抗父亲的权威发展到反抗社会的权威,这就是他到处乱放炸弹的原因,但他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的。”

  “失去了母爱,使他感到痛苦,而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也没有人给他以爱情或友谊,他的心理创伤始终没有愈合。因此,我敢断定他是一个独身者,既没有女朋友,甚至也没有男朋友。但是,他可能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亲属在一起生活。这个女亲属使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母亲,从而触动了他对父亲的怨恨,这种感情又激发了他对权威的反抗。这就是他经常不断地放炸弹的原因,也是我要说的第九个可能性。”

  他没有友谊和爱情,但他多的是礼貌。他对谁都和蔼可亲,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君子风度。我现在还要说得更远,他八九不离十是个衣着整齐、风度翩翩的人。这是第十个可能性。”

  因为造炸弹必须有一个设备很好的工作室,一个不会妨碍邻居又不会被人发现的隐蔽所在。”博士表示完全同意,这就成为第十一个可能性。

  而在斯拉夫国家中,向来爱用炸弹。因此,一个若是到处使用炸弹的话,这就暗示他极可能是斯拉夫人。

  根据斯拉夫族多信天主教,就有理由设想他是个天主教徒,从而引出第十三个可能性。而且,此人必然定时上一个天主教堂去,因为有规则是他的习惯之一。

  而本地区的几个最集中的斯拉夫人居住区,就是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他住在这一地区,这是第十四个可能性。”

  在确定这个炸弹狂究竟患的什么病时,布鲁塞尔博士犯了一个错误。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嘛。

  “F.P.”在持续多年的威胁性字条中声称自己是一个病人。据此,博士提出他的第十五个可能性:“F.P.”患的病可能是癌症、心血管疾病或肺结核中的一种。如果是癌的话,“F.P.”可能已经死了,因为癌症患者能活十几年以上的几率很小。如果是肺结该,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他可能早已痊愈,因此不可能一直是病人。

  于是,布鲁塞尔推论他应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事后的真相是,这个炸弹狂恰恰患的是结核病,但他一直没有去就医。博士忘记了偏执狂是不会去找医生的,即使去就诊,也不会尊重医生意见的。

  “把这15个可能性公诸于众,我相信那个人是可以挖出来的。因为,假如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他的邻?居就会把他识别出来。反之,如果我错了,他就会找上门来,这样,我们也能得到一些线索。无论如何,我们在报上一公布他的特征,无疑是将了他一军,使他认为我们在嘲弄他。这对于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来讲,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刺激,他一定会作出反应来的。”

  你们抓住他的时候,他穿的应是一件双排钮扣的上装(当时一种普通式样的上装——编者),钮扣扣得整整齐齐的。”这补充的一点,后来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1956年圣诞节前夕,《纽约时报》和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15个可能性。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忙得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爱迪生公司动员了大批人力,准备把它的人事档案和公安卡都翻一遍。1957年1月初的一天,有个女职员在查阅20至30年代的档案时,翻到一份名为乔治·梅特斯基的人事档案。其内容和其他人的大同小异,其中也有关于这位职员和公司的一场纠纷的纪录。不过,档案中夹着一封梅特斯基本人申诉的信,信的语气激愤,并有“卑鄙罪行”这样的话。这引起了那位女职员的注意,于是它被拿出来仔细研究。

  乔治·梅特斯基原是爱迪生公司的电机保养工,1931年9月5日,锅炉发生回火事故时,他被烧伤。公司付给他一笔病伤津贴。他拿了没有,档案上没有说明。1934年1月4日,他说自己染上肺结核,要求终身残废津贴,公司拒绝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名字从工资单上注销。

  爱迪生公司提到梅特斯基的报告,都称他为模范职员:办事勤快而谨慎,性情温和而行为端正,严格遵守规章和上级指示,等等。 档案里提到的重要内容还有:在锅炉出事那年他的年龄为28岁,照此推算1957年时应为54岁。梅特斯基是波兰裔,罗马天主教徒,他家住在康涅狄克州。

  根据这些线索再进一步进行保密调查,材料表明梅特斯基未婚,他和两个姐姐住在一栋独立的住宅里。父母双亡,他因慢性病而不工作,他的两个姐姐供养他。梅特斯基身高1.75米,体重74公斤。他没有犯罪纪录。邻居肯定他的家是个和睦之家,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但是与人们保持距离,很少往来。

  当他再度出现时,只见他头发梳得光光的,搽了发油,脚上的皮鞋擦得雪亮。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细条纹的双排钮扣西服,上装的三颗钮扣颗颗扣得紧紧的。

  本来想整点军史方面的。刚才看到这个中国房价高企真的是因为刚需吗? - 经略幽燕我童贯的回答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社会保险市场化运作的积极参与者。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商业养老健康保障计划。支持保险机构大力拓展企业年金等业务。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

  (五)创新养老保险产品服务。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养老保障。推动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

  发展独生子女家庭保障计划。探索对失独老人保障的新模式。发展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投资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保险服务业与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

  人们买不起房子是因为房子价格太高,还是因为我们的工资太低? - 马前卒的回答

  伊藤忠商社董事长濑岛龙三预言第3次中东战争进程和海湾战争爆发时间。(此人曾经在二战期间担任日军大本营参谋,和石原莞尔、辻政信并称“昭和三大名参谋”,日本战败后在西伯利亚流放了11年,回到日本后加入伊藤忠商社,从4等社员做起,最终成为商社董事长,并将伊藤忠商社建成了世界500强企业。日剧《不毛地带》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开打时,日本政府向所有在中东地区有投资的日本 公司发出警告,要求立即撤回,并宣布了对该地区投资风险的最高评价。伊藤忠商社当时在中东正好有油轮,但是濑岛 龙三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预言:战争不会长于一个星期,不用那么急撤退。 结果战争在六天内结束。 濑岛龙三的判断是这样的:阿拉伯国家自己不会生产军火,全部从苏联东欧 进口,而这些军火的数量大致上是公开的,根据濑岛龙三的经验,这些军火只能使用有一个星期,所以战争时间不可能超过一个星期。

  1991 年 1 月 10 日,濑岛龙三建议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取消预定中的访 问东南亚计划,因为“美军肯定在 16 日到 18 日发动对伊拉克的进攻,这种重大 时候首相还是在日本国内的好” 。 结果美军在 17 日发动攻击。 当时日本的军方研究人员、 政府智囊机构都想要预测美军行动,因为这涉及到投资的安全性问题。但没有一个能达到濑岛龙三的这种精确性。 他是这样判断的:当时美军的所有行动都在传媒的监视之下,只要看报纸看 电视就知道美军肯定要进行登陆作战,而且登陆作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问题只 是什么时候动手了。登陆作战一定要乘高潮的时候,濑岛龙三找气象台帮忙提供了海湾的气象资料。根据气象资料,科威特沿海是在 16 日到 18 日潮位最高,所以濑 岛龙三断定美军的进攻时间是在这个范围内。

  这个故事一直被认为是商战的典型案例。虽然,有许多人认为这个故事是假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思想在商业分析中是非常有用的。工程师也分析出了一些著名的结论。比如,草莓蛋糕+手电筒(在美国的暴风天气里这两样往往都是必备),咖啡+信用卡(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当然,聪明的读者您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在销售咖啡的网站上加信用卡广告效果会很好。

  在发布恶劣天气预警后,除了管道胶带、啤酒及瓶装水等应急用品以外,草莓酱馅饼需求量的增长幅度最大。为了验证这一发现,在2004年飓风“弗朗西斯”即将袭来的消息发布后,沃尔玛超市的管理者下令用卡车装载家乐氏快餐,运送至可能遭受飓风袭击的地区。结果,这些快餐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通过这个案例,沃尔玛的管理者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及“公式”的威力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

  认识到这个发现具有重要价值的并不仅仅是沃尔玛的管理层。当时,心理学家考林·麦库与洛杉矶警察局长查理·贝克正准备合写一篇论文,并向法律实施方面的杂志《警察局长》投稿。他们以沃尔玛的这个发现为契机,对警务工作进行了再思考,认为其要由反应式向预测式转型。2009年,他们的这篇题为《预测式警务:沃尔玛及亚马逊对打击经济衰退期犯罪行为的启示》的论文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了美国法律实施专业人士的关注与思考。麦库与贝克所谓的“预测式警务”,是指由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犯罪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有可能做到“准实时”,因此在将来可用于提高预测、预防和响应犯罪行为的效率。借用Quantcast的广告词来形容,这意味着警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行动”。

  目前,与预测式警务联系最紧密的人当属洛杉矶警察局的肖恩·马林诺夫斯基警官。他被指派协助威廉·布拉顿局长的工作,先是当他的助手,后来成为他的参谋长。从此,马林诺夫斯基时来运转。在来到洛杉矶之前,布拉顿在纽约市工作。他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将纽约市的犯罪率降低到之前的一半,在警界名声显赫。布拉顿的工作方法很有效率,但也明显不循常规。在到纽约市警察局之前,他还担任过纽约交通警察部门的领导者。在此期间,他首先对逃票行为予以打击,把纽约市地铁系统从一个犯罪案件频发的暴力之地变成了一个遵纪守法、安宁整洁、秩序井然的场所。换句话说,在重大犯罪率创历史最高纪录的时候,布拉顿首先关注的是让人们掏钱买车票。他的理由十分简单。2009年,他在回忆录中说,逃票是导致更严重犯罪行为的根源。布拉顿指出:“合法乘客会认为他们身处一个不讲法律、没有秩序的场所。他们看到人们不买票就能乘车,便开始怀疑遵纪守法是否明智。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片混乱。”通过制止并惩处违法行为,甚至连最轻微的犯罪行为也不放过,就会让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明白,最好还是掏钱买票,并且把武器(搜查时通常会被发现)留在家中。因此,犯罪率开始急剧下降。

  来到洛杉矶之后,布拉顿希望继续实施某些先发制人的手段。马林诺夫斯基在布莱顿的手下工作了5年,亲眼见证了布拉顿单凭意志力就使一个暮气沉沉的部门发生了种种良性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所处的机构官僚主义盛行,我们就会对遇到的各种阻力习以为常,而我们的创造力却会受到限制。布拉顿告诉我不要受到官僚主义的影响,他还教导我要有远大的志向,要有所作为。”

  在工作中,布拉顿最迫切期待的是不断出现一些可以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奇思妙想”。他认为,预测性分析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布拉顿发现,犯罪率与数据分析的速度之间存在某种联系。1990年,警察局一年只能完成一次犯罪数据的收集与研究工作,而同一年,美国大多数城市的犯罪率正在急剧攀升。到1995年年底,警察局可以做到每月研究一次犯罪数据,而同期的犯罪率却有所下降。现在,他们可以随时查看犯罪率情况,因此布拉顿希望通过预测可能发生犯罪行为的地点,大幅度降低犯罪率。既然Quantcast和谷歌等公司可以从用户数据挖掘中获得灵感,同样,如果不是简单地分析以往的犯罪规律,而是采用预测式警务的做法,分析人员就可以利用之前犯罪行为表现出来的规律,全神贯注地分析下一个可能发生犯罪行为的地点。用亚马逊的话说:“既然你敢偷手提包,难道你就不敢抢酒庄吗?”

  在某个具体区域内,犯罪地点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集中于某些小范围的“热点地区”。比如,西雅图历时14年收集的犯罪数据表明,有一半的犯罪行为都集中在占该市4.5%的街道上。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情况也差不多,半数报警电线%的街道抢劫案都高度集中于占该市8%的街道。了解这些热点地区以及这些地区可能发生哪些类型的犯罪行为,对城市的警力部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发现了上述特征之后,布拉顿局长请肖恩·马林诺夫斯基协助他做这件事。在接受布拉顿的建议之后,马林诺夫斯基每个周五下午都会开车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该校数学系与计算机科学系的人碰头。洛杉矶警察局同意提供犯罪统计数据集(该数据集非常庞大,收集了80年来约1 300万起犯罪案件的相关数据),用于进行犯罪行为的大型研究。马林诺夫斯基非常享受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一起合作的这段经历。10年前,他在查处酒驾任务中与警察的第一次合作使他对警务工作产生了兴趣,而在这次与计算机科学家的合作中,他们梳理数据、寻找规律,并试图建立某些公式的研究工作,再一次吸引了他。

  马林诺夫斯基回忆说:“我非常喜欢那段经历。”当时,一位数学家兼计算机科学家的研究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名叫乔治·莫勒,当时正在研究一个用于预测地震危害的算法。在刚听到莫勒的研究领域时,马林诺夫斯基以为这与他们当时的研究关系不大,但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地震会导致余震,而犯罪行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发生入室盗窃或汽车失窃案之后,短时间内同一地点发生类似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会增至之前的4~12倍。这种传染作用叫作“邻近重复”(nearrepeat)效应。莫勒解释说:“抢劫犯常常会在一周后再次潜入同一住户或邻近住户的家中作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小组借鉴了莫勒地震研究的某些成功做法,在人类学家杰夫·布兰汀汉姆与犯罪学家乔治·蒂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犯罪预测算法。他们把洛杉矶市分成单位面积约为0.15平方公里的一个个“方块区”,然后按照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为这些方块区排序。

  2011年11月,他们利用该算法开展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随机研究。在当天的“巡逻待命通知”中,马林诺夫斯基一开始就明确宣布:“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他所在的富特希尔区有拉图那峡谷、湖景露台、帕克伊马、影子山、太阳谷、桑兰以及图洪加7个主要的巡逻区,被分成共计5 200个方块区。在当天早晨点名时,富特希尔区的每个巡逻警察都收到一份任务地图,每张地图上都清楚地标示出一个或多个方块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犯罪发生“可能性高”的区域。图上还附有犯罪类型的统计学预测。马林诺夫斯基告诉他们:“只要你们有时间,就深入这些方块区巡逻,找出那些可能会采取犯罪行为的人或预示着可能会发生犯罪案件的状况,并采取强制或预防措施,避免犯罪案件发生。”

  这次实验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次月,他们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评估,并就是否推广这项技术形成了结论。分析显示,这项实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实验期间,富特希尔区的犯罪率下降了36个百分点。在利用算法为巡逻队下达指令的那些天里,算法预测犯罪行为的准确程度是分析人员的两倍。乔治·莫勒说:“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人脑无法准确地为全市20个热点地区排序。也许人脑可以找出排在前两位的热点地区,但是排完前6位或前7位之后,剩下的只能胡乱猜测了。”

  这项技术在推广之初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大部分阻力来自马林诺夫斯基手下的那些警察。他承认:“的确,有的警察认为自己不需要计算机来告诉他们哪里有可能会发生犯罪行为。很多家伙都抵制这种做法,即使告诉他们计算机的预测结果,他们也会说:‘我早就知道范纳伊斯与格伦奥克斯的交界处是一个麻烦之地。’于是我问他们:‘这个地方一直让我们头疼,对吗?那你们在这里工作多久了?’他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工作10年了。’我接着说:‘既然10年前你们就知道这个事实,为什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呢?别废话了,赶紧去那里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在富特希尔区的研究结束之后,警务算法被推广到洛杉矶的所有辖区。美国其他城市的警察局现在也采用了其他类似的算法。马林诺夫斯基说,他仍然觉得自己要为手下的警员负责,但在部署警力方面却不再事事躬亲,而是习惯于逐渐放手。他指出:“在管理时必须为算法留一点儿空间,让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布拉顿已经从洛杉矶警察局退休了。在2011年英格兰发生暴乱之后,卡梅伦邀请他到英国就任伦敦首都警察局局长。但是,由于布拉顿不是英国公民,这项提议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后来,他被邀请担任英国暴力管控方面的顾问,布拉顿欣然接受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小组在完成了他们的算法之后,还筹集了几百万美元的风险基金,成立了一家名叫“PredPol”的私营公司。2012年12月,PredPol登陆英国,在肯特郡的梅德韦市进行了为期4个月、营业额达12.5万英镑的试营业。在这次试营业期间,由于采用了这种算法,该市街道暴力案件的发生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目前,大曼彻斯特、西约克郡以及英国中部地区已经采用了类似的做法,而且效果也很乐观。尽管有的地方议员担心预测式分析可能会导致农村地区的警力不足,也有人担心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但其他议员认为这种创新性软件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预测式警务的任务不仅仅是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我们的目的是让警员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这样,那些准备干坏事的家伙一出现,就会看到有警察在场,受到震慑后不敢再作案”。最后,马林诺夫斯基以超市的情况做出了类比:“我们就像沃尔玛超市里的迎宾员,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有人正在看着他们。”

  将统计学知识应用于犯罪学似乎是一个创新之举,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法国,以及安德烈–米歇尔·盖里和阿道夫·凯特莱这两个人。盖里与凯特莱都是半路出家的杰出统计学家。盖里之前从事的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而凯特莱则从事天文学研究,两人都受到了奥古斯特·孔德的深远影响。1817~1823年,孔德完成了一篇题为“社会重组所必需的科学工作计划”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在判断如何管理社会时,最理想的方法是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社会。孔德认为,艾萨克·牛顿通过研究成功地表述了作用力对物体的影响,同样,社会科学家也可以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物理学”的定律,用于预测人类的行为。

  盖里与凯特莱所处的年代可以被称作大数据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让他们受益匪浅。从1825年起,法国司法部下令建立全国犯罪案件集中报告制度,每三个月收集一次各地区的犯罪数据,其中包括提交至法国所有法院的全部刑事案件;还要将犯罪行为按照指控罪名、被告的性别及职业、法院最终判决结果等进行分类。国家集中管理的数据集还包括个人财富(根据缴税情况)、企业经营水平(根据获批的专利数量)、军队中有读写能力的人员比例、全国范围内的移民及年龄分布等统计数据,甚至还包括巴黎卖淫者的详细名单(按出生年份与出生地排序)。

  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盖里与凯特莱利用他们可以获取的数据,各自开展了独立研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每年的犯罪行为特点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现象对于社会改革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改革者们之前关注的是如何拯救那些罪犯,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表征。凯特莱指出,“犯罪行为正在准确无误地进行自我复制”,而且这种行为的精度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他的意思是,通过、刀剑、棍棒、石头、火、勒死、溺亡、拳打脚踢以及各种利器实施的谋杀案比例,几乎年年都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凯特莱明确指出:“我们事先就知道有多少人的双手会沾上别人的鲜血,有多少人会造假,有多少人会锒铛入狱,而且可以达到与预测出生及死亡人口差不多的精度。”盖里也惊讶地发现了“犯罪行为自我复制的稳定性、一致性”,并从中看到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孔德的社会物理学理论是正确的。从这些没有经过筛选的数据噪声中,他洞察到有某种信号若隐若现。

  关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有不少非常有意思的趣闻。例如,凯特莱发现,在上吊自杀与老夫少妻的婚姻(妻子20多岁而丈夫60多岁)之间存在高于平常水平的相关性。盖里也不甘示弱,他同样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自杀(并根据自杀的动机与手段进行了细分)。他的结论是:年轻男性喜欢用手枪自杀,而年长的男性倾向于用上吊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其他的关系就没这么简单了。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贫穷是导致犯罪的最大原因,这种观点意味着法国富裕地区的犯罪率肯定比贫困地区低。结果,盖里与凯特莱证明了这种观点未必正确。尽管法国几个最富裕地区的暴力犯罪率低于较贫穷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财物犯罪率却高得多。根据这个观察结果,盖里指出,贫穷本身并不是导致财物犯罪的原因。他认为,富裕地区可以盗窃的财物比较多,因此犯罪机会才是罪魁祸首。根据这个观点,凯特莱提出了“相对贫穷”的概念,并指出同一地区贫富差别较大是导致财物犯罪与暴力犯罪的关键原因。凯特莱认为,相对贫穷会激起嫉妒之心,诱使人们犯罪。尤其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有人会因此陷入贫困,其他人却可以保持(甚至增加)他们的财富,相对贫穷特别容易诱发犯罪。凯特莱发现,只要贫穷地区的人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这些地区的犯罪率就会低于富裕地区。

  1832年,盖里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命名为“论法国的道德统计”。三年后,凯特莱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这两部著作出版后便引起了轰动。一度晦涩难懂的学术研究竟然激发了公众的无穷想象,这样的例子确实不可多得。两个人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人们纷纷发表评论。《威斯特敏斯特评论》(约翰·穆勒与杰里米·边沁这两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创办的英语杂志)用大量篇幅赞扬盖里的这本书具有“显著的影响力与重要性”。查尔斯·达尔文阅读了凯特莱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读了两遍,身为社会改革家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则在凯特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统计方法。后来,她热情洋溢地称赞凯特莱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带来了实现道德进步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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