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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册(修订版)全文翻译docx

发布时间:2019-07-03 03:2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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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1TextA谁是伟大的?迈克尔·赖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小时候在学校里的成绩很糟糕,老师们都认为他迟钝。拿破仑·波拿巴年轻时只是法国陆军中几百名炮兵中尉中的一员。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乔治·华盛顿,十几岁时不是受训当兵而是受训做土地测量员。尽管他们的起步平淡无奇,但是每个人后来都为自己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是什么使得他们变得伟大呢?是他们生来就具备一些特殊的东西?还是他们的伟大与时机的掌握、献身的精神和也许是一种坚定的个性更为有关?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已经发现了证据,这些证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出类拔萃,而另外的人——也许同样很有才华——却被甩在了后面。他们的发现可能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启示。谁是伟大的?伟人的定义取决于如何衡量成功。但标准还是有一些的。“对人类文明作出永久性贡献的人是伟大的,”基思·西蒙顿院长说。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1994年出版的《伟大:谁创造历史,以及为什么》一书的作者。但他又提醒说:“有时侯伟人并没有被载入史册。许多女性取得了巨大成就,或者颇具影响力,但却没有得到承认。”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西蒙顿把有关伟大人物的历史知识和遗传学、精神病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融合在了一起。他所聚焦的伟人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奖、领导过伟大的国家或赢得过战争、谱写过流芳百世的交响乐或在科学、哲学、政治学或艺术上引起过革命性巨变的男性和女性。虽然他没有一个公式来解释某些人怎样或为什么出类拔萃(其中涉及的因素太多了),但他却提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一种“永不屈服”的态度。西蒙顿说,如果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者具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追求成功的动力。“人们往往认为他们天生具有一些超常非凡的东西,”他解释道。“但研究结果表明,有的伟人并没有惊人的智力。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伟大是建立在大量的学习、实践和献身精神的基础之上的。”他举出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个永不放弃的冒险者的典范。丘吉尔在全国上下士气最为低落的时候被推上台,并出色地领导了英国人民。在1940年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的一次演讲中,他的话激励了全国人民,“我们绝不会衰退、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你可能生来就伟大吗?在研究丘吉尔的历史作用——以及其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的作用时——西蒙顿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长子长女和独生子女往往会成为危难时期的优秀领导者:他们习惯于承担责任。 但是在和平时期,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幺的人是更好的领袖:他们更善于倾听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作出必要的妥协。 独生子丘吉尔就很典型。他在危机关头是伟大的,但是在和平时期他却并不称职——甚至于不得人心。”时机是又一个因素。“如果你把乔治·华盛顿放在20世纪,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将一事无成,”西蒙顿宣称。“他不善于在公众前演讲,也不喜欢同公众握手。而从另一方面讲,我看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很难在华盛顿的时代有所作为。那时还没有他用来进行炉边谈话的收音机。”你可能太聪明吗?西蒙顿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是,许多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虽然很聪明,但并非过于聪明。他解释说,超过了某一程度,其他因素,如有效沟通的能力等,便变得比通过智商测试测得的先天智力更为重要了。西蒙顿说,最具才智的美国总统——如托马斯?杰斐逊,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F?肯尼迪——好不容易才当选,而其他智商更接近于平均水平的人(如沃沦?G?哈定)却大获全胜。因为还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因素,所以具备天才般的智商并不是成为一名伟大领袖的必要条件。在科学领域,西蒙顿补充说,那些具有“天才级”智商的人确实更有可能获得承认。然而,证据也表明克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许同样重要。他提到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一些大学生一组数据,问他们能否找出一种数学关系。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找了出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刚刚解出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等式之一: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约翰尼斯?开普勒在1618年发现的一个等式。西蒙顿说,开普勒的天才并不在于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而在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思考数字——将其数学知识运用于对行星运动的观测之中。 正是他的胆识使他与众不同。热爱你的工作。童年时,爱因斯坦就迷上了磁铁同金属相吸的现象。“他忍不住要去想这件事,”西蒙顿指出。“他16岁时就被物理学上的问题迷住了,并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研究。所以他在26岁时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西蒙顿补充说,“而是我们没有花费时间。 你必须投入精力,并忍受所有的挫折和障碍。”像其他有创造性的天才一样,爱因斯坦的动力并非对名誉的渴望,西蒙顿说。相反,使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对工作的痴迷。这样的动力来自何处仍是一个谜。但它几乎在所有有创造性的天才身上都能找到——无论他们的才华是否被同代人所承认。“艾米莉?迪金森的诗歌直到她去世后才得到承认,”西蒙顿说。“但她并不是为了名而写。 詹姆斯?乔伊斯也是如此,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担心会有多少人会读《为芬尼根守灵》。”如今,研究者们有证据证明,对自己工作的一种内在的热情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关键。在由现哈佛大学工商管理教授特蕾莎?阿玛贝尔于1985年在布兰代斯大学主持的一项研究中,一批专业作家——没有一位是有名气的——被要求各写一首短诗。当时每位作家被随机分到三个小组中:一个小组被要求记住是为金钱而写;另一个小组被要求想着只为消遣而写;第三组则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然后这些诗歌匿名交给一个由专业作家组成的评判小组进行评审。想着为金钱而写作的人所写的诗歌排名最低。那些想着只为消遣而写作的人写得最好。“从对工作的热爱得到的动力起着重要的作用,”阿玛贝尔说。TextB怎样做领袖迈克尔·柯达在我们关注着我们是选了一个总统还是一位领袖的时候,很值得研究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因为并非每个总统都是一位领袖,而我们每次选总统时都希望他是一位领袖,尤其是在充满疑惑、危机四伏的时代。在太平盛世我们的心情则是矛盾的——毕竟领袖要提要求、挑战现状、把旧事物打乱后进行重组。成为领袖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是一个时机问题。领袖必须在人们寻求领导的时刻出现在现场,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罗斯福在1933年,列宁在1917年出现在现场那样。而在他到来时,他必须提出一个简单而雄辩的信息。伟大的领袖几乎都是化繁为简的高手,他们绕过争执、辩论和疑惑,提出一个人人都能理解并记住的解决方案。丘吉尔告诫英国人要准备好迎接“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富兰克林·D·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列宁答应给予厌倦了战争的俄国人以和平、土地和面包。全都是些直截了当而有说服力的信息。如果一位领袖能够做一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也管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克服了小儿麻痹症;在72岁时游了长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领导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但更为出色、更特殊。然而如果他们过于与众不同,我们又会排斥他们。阿德莱?斯蒂文森就过于理智。纳尔逊?洛克菲勒就过于富有。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运用权力(这正是领导要干的事情),但他还必须有办法来显示这一点。 他必须能表现出坚定的样子——身体不能笨拙(像福特那样),眼睛不能快速转动(像卡特那样)。一位中国哲人曾经说过,领袖必须具备一个优秀舞蹈家的风度,这话很有道理。领袖应该知道如何看上去轻松而自信。他的步态应该坚定果断,意图明确。他应该像林肯、富兰克林·D·罗斯福、杜鲁门、艾克和约翰·肯尼迪那样会纵情欢笑,而不是像尼克松或卡特那样露出那种龇牙咧嘴、令人厌恶的笑来表示心情不错。 罗纳德?里根受过的演员训练在他跟卡特的辩论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他以潇洒自如的举止和显而易见的和蔼可亲,成功地传递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事实上他是总统而卡特是挑战者。如果我们知道寻找的是什么,那为什么它又这么难以找到呢?答案在于一条关于领导的非常简单的真理。人民只能被领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领袖虽然领先一步,却要顺从他们的意志。美国人想要摆脱大萧条,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能够摆脱,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这样做了。英国人相信他们在1940年的失败后仍然可以赢得战争,丘吉尔告诉他们他们是对的。领袖乘风破浪,顺潮流而行,并理解人民内心深处的愿望。他无法使一个不惜任何代价渴望和平的国家开战,也无法使一个决心战斗的国家停止战斗。他的目的必须符合民族的情绪。他的任务是汇聚人民的能量和愿望,用简单的词语把它们讲清楚,进行鼓动,让人民想要的东西看上去是可以得到的、重要的、是他们力所能及的。首先,他必须使我们的愿望变得崇高,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参与创造伟大的历史,并赋予我们一种荣誉感。温斯顿?丘吉尔通过纯粹的修辞艺术,将英国的失败和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变成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话将美国舰队在珍珠港的沉没变为动员全国的战斗口号而不是一件不光彩的全国性丑闻。 领袖必须激发我们的热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因此,商人一般成不了好的领导人。他们往往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一旦你解释了为什么某件事情有道理,人们就会去做它。但是历史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时世变得艰难时,人们不想被告知出了什么问题,不想听演讲,不想得到许多他们不懂的复杂数据和计划(像卡特的能源政策那样)。他们想要被感动、被激动、被激励、被安慰、被振奋——总而言之,被领导!一个伟大的领袖必须有某种非理性的特点,他顽固地拒绝面对现实,他的乐观精神富有感染力,即使在我们担心一切都已经失去的时候,他也有能力使我们确信事实并非如此。孔子说过,虽然伟大领袖的谋士们应该冷若冰霜,但领袖本人却应该热情似火,有一股神圣的疯狂劲儿。只有在我们准备好迎接他时领袖才会到来,因为领袖就像一面镜子,将我们自己的目的反射给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用言语表达出来,将我们的需要和畏惧变成有条理的政策和纲领。我们的力量使他坚强;我们的决心使他坚定;我们的勇气使他成为一个英雄;总之,他代表了我们身上最好的品质,是被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塑造成的。当我们缺乏这些品质时,我们便不能创造他;即使用上我们在形象塑造上的所有技能,我们也不能把他伪造出来。他毕竟只是我们的总和。TextC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不要害怕伟大:有的人生来伟大,有的人经过奋发努力变得伟大,又有的人则是环境使然成为伟人。”摘自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最近,英国一家重要的国际性报纸要求读者提名最伟大的人,并说明提名的理由。读者如果愿意,还可以提名第二伟大的人。不过,这家报纸强调对每一项提名都要说明清楚的理由,这点很重要。起先,报纸的编辑和工作人员以为大多数读者会选的两个人是耶稣基督和莎士比亚。经进一步考虑后,他们认为莎士比亚无疑会比耶稣基督更受青睐,因为这是一家国际性的报纸,许多读者会投其他宗教领袖的票。相比之下,莎士比亚被认为是属于全世界的、不会引起争议的。他们确信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作为对英语贡献最伟大的人, 他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他们确信他对人和人性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更为深刻。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虽然莎士比亚被多次提名,他的选票却少于沃特·迪斯尼。令人惊讶的是,后者受称赞的理由同莎士比亚竟然完全一样——即,他给当今世界上最多数的人们带来了最大的欢乐。至于宗教领袖,耶稣基督是当然的胜者,但是名列第二的穆罕默德得票也很多,佛陀释迦牟尼则以几票之差名列第三。尽管孔子是位哲学家而不是宗教领袖,但他也得到了大量选票。不过如果调查主要是在亚洲进行,他的得票无疑会多出一倍以上。大多数报纸读者将基督置于第一位,指出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他的教义和生活则为全世界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学作品提供了灵感。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的教义同基督的教义没有很大区别,他也信奉悔罪、祈祷、济贫和教育,并在那些不识字的人中间反复灌输对知识的爱。佛陀(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年)比基督早出生很久,如今仍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知晓,甚至在远离亚洲的地区也是如此。那些常把基督放于第一位的人们往往把穆罕默德或佛陀选为第二;反过来也是这样。而且,在为每一个所选择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强调的都是其普通的人性,而不是他们的神性。在很多情况下,对宗教领袖的崇敬都伴随着对科学的尊重。没有人认为宗教信仰同科学研究互不相容。有一位读者认为,穆罕默德是宗教领袖中最伟大的,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和导师,还是一位一流的管理人。这位读者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排在第二位,因为他发现了E=MC2这一公式。从报纸收到的所有答卷来看,对人类产生最大影响的两样东西似乎是宗教和科学。许多读者将伊萨克·牛顿爵士排在第二位,因为他以他的统一场论使全世界发生了革命性巨变,并为现代科学确定了现在的方向。人们认为,牛顿的工作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据第一和第二选择计算,牛顿和贝多芬则以相等的选票获得了除宗教领袖以外的最多的提名。牛顿自己的话说明了对科学家选择的难处,“我之所以能够看得如此之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所以,很难把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突破归功于个人。我们对于遥远的过去一无所知也使得我们很难识别伟人。例如,没有人知道是谁发明了车轮或发现了火的有益用途。对于书写和数字的发明,我们也知之甚少。而且,纯科学的进步并不是衡量伟大的唯一标准。还有很多技术上的进步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有一些读者提到了托马斯·克拉珀。此人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如今已几乎被人遗忘了。正是克拉珀发明了现代抽水马桶,从而对全世界人的预期寿命、公共卫生和个人舒适作出了贡献。台北的一位读者认为,克拉珀代表了工业革命的顶峰!仍旧是有关技术这一话题,有几位读者选了蔡伦,他在公元100年左右在中国发明了纸。Unit2TextA我们需要的感激A ·J ·克罗宁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纽约上了一辆出租车。从司机的表情和他猛拉排挡的样子中,我可以看出他很不高兴。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有理由生气,”他怒气冲冲地说。“今天上午我的一个乘客把钱包忘在我车里了。里面有近300块钱。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方设法找那个家伙。最后我在他的宾馆里找到了他。他拿了钱包,一声不吭地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本来打算要偷他的钱包似的。”“他没有给你酬金?”我大声问。“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我要的不是钱……”他咕哝着,然后突然大声说,“只要那个家伙说句什么……”因为他诚实的助人行为没有得到感激,那位出租车司机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而且我知道以后他在做类似的好事之前会仔细考虑一下了。这种对感激的需要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而拒绝表示感谢则会大大扼杀善良与合作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辛辛那提的一位母亲收到他参军的儿子一封来信,信中提到诺曼底一个村庄中的一位妇女在他受伤饥饿时将他带到家中,帮他躲过了德国人的搜捕。不幸的是,后来那男孩在阿登高地的进攻战中阵亡了。然而,这位母亲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的驱使。她积蓄了两年,穿过大西洋,找到了她儿子提到的那个村庄。经过多次打听之后,她找到了那位曾经保护过她儿子的妇女——一位贫穷农夫的妻子——将一个包裹硬塞进她手里。那是她儿子在毕业典礼上获得的一块金表,是那个男孩曾经拥有过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位母亲表示感激的举动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灵,在那个村庄内外成为传奇般的故事。它比出色的演讲更能让人培养起对美国人的好感。感激是对每一个无论大小的善行优雅地接受并表示欣赏的艺术。 我们大多数人受到款待,接受礼物和明显的好处时都不会忘记表示我们的愉悦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能够完善我们表示感激的方式,让它尽可能的个人化和真诚。最近,我和妻子在意大利南部旅游时,我给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朋友寄去了几瓶令我们喜欢的当地佳酿。那是件小小的礼物,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收到的不是一封传统的感谢信而是一张电唱机唱片。我们播放它时,听到了我们的朋友在饭后的一段话,描述他和他的客人们如何喜欢那酒,并感谢我们考虑得周到。有这件不同寻常的东西来证明别人欣赏我们的礼物真令人愉快。有时感激不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我在麦吉尔大学学医的儿子告诉我,有一位被送到蒙特利尔医院的病人经过输血而获救。康复以后他问:“我是否能找到那位献血者的名字,向他表示感谢?”他被告知献血者的名字是从来不公开的。出院几个星期后他回来献了一品脱血。从那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了同一目的回来。当一名外科医生称赞这种不留姓名的高尚行为时,他只是回答说:“有个我永远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为我这样做了。我只是在说‘谢谢’。”感激不仅可以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是一种能持续终生的更新,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感到欣慰。丈夫充满感激地回想起妻子慷慨无私的行为,妻子从不忘记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家庭生活保持和谐。英国作家和博物学家W·H·赫德森曾经写道:“一天晚上,我带一个朋友回家同我们一起吃了顿家常便饭。后来他对我说:‘你真幸运,你的妻子虽然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孩子,但菜烧得那么好吃。’那句赞美的话打开了我的眼睛,它教会我要感谢妻子日复一日的、而一直被我习以为常的英雄行为。”感激的礼仪首先应该在小事情上用得最多。送报的男孩、送牛奶的人、邮递员、理发师、饭店里的女招待、开电梯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服务。通过表示感谢我们可以使日常平淡的关系具有人情味,使单调的任务变得令人愉快。我的一位在伦敦当公共汽车售票员的病人有一次对我吐露说,“有时我真厌倦了我的工作。 人们抱怨,麻烦你,说车钱找得不对。 但是有一位早晚乘我车的女士总是在我收她的车票时用一种特别友好的方式感谢我。我真希望她是代表所有的乘客在说话。 这使我一直保持微笑。”阿诺德·本涅特的一个出版商夸奖自己的秘书效率特高。一天,本涅特对她说:“你的老板说你效率极高。你的秘诀是什么?”“那不是我的秘诀,”秘书回答。“那是他的。”每次她为他做一件事,无论多小的事,他从未忘记表示感谢。因此,她工作一直非常努力。有些人不愿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受欢迎。我的一个病人在出院几个星期后回到医院来感谢他的护士。“我没有更早地回来,”他解释说,“是因为我猜想你们对于人们的感激一定厌烦得要命。”“正好相反,”她回答说,“我很高兴你来。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鼓励,我们从那些鼓励我们的人身上获得了多大的帮助。”我们所给予的感激永远不会过多。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在构筑他们的人生哲学时所依据的正是这些微笑、我们所表示的感谢和我们表示欣赏的各种小小的示意动作。TextB礼仪为什么是重要的朱迪思·马丁 朱迪思·马丁 (生于1938年)是《华盛顿邮报》的戏剧和电影评论家,她撰写的联合特写专栏“礼仪小姐”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国际上多家报纸同时发表。 她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她在《普通礼节》一书中的观点,现转载如下。如今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具有个人美德就会毫不费力地、自然地产生可接受的社会行为。 道德和礼节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模糊了。大多数人以为,你只需要有一副好心肠,其余的事情便不用你费心了。你不必写感谢信。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自然的”态度认定:熟知任何一个人就是爱他,人类唯一的问题只是沟通问题。这既否认了人们可能被基本的、的确不可调和的差异——哲学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差异——所分隔,也假定了所有这样的差异仅是误解而已。许多形式的礼节恰恰是用来掩盖那些由不可调和的分歧所造成的厌恶之情的。只要礼仪应当完全符合道德的想法存在,用来润滑普通生活的应酬话或惯例就会产生道德问题。过去人们讲究义务性的正式拜访,那个时候,“夫人不在家”的意思显然就是“夫人不想见你,就像你并不想见她一样,不过她注意到你已经尽职了。”如今,我们从来不给自己暂时被别人联系不上的便利,甚至对陌生人也不例外。有了电话和BP机,人们使得自己能随时被任何人所立即接通,而被认为无礼的并不是打电话干扰别人的人,而是不肯听电话的人。我收到许多记者的来信,他们认为只有直言不讳才是诚实。他们感到气愤,因为问他们“你好吗?”的人们并不真正想听他们说肚子不舒服。 在写信给那些他们并不想结交的人时,他们要求不以“你的忠实的”来签署信件。让人有点讨厌的是,在说“早上好”之前得看一下天气预报。那些提倡实话实说的人在回答“我看上去好吗?”之类漫不经心的问题时会说实话,这也等于要求给粗野无礼以特别许可。礼仪标准化的缺乏导致了一个经常是愤怒与混乱的社会,在那儿每个人都赤裸着他的道德观,每一个细小的行为都被视作是一种道德观的显露。今天,每个人都声称不仅有权设计自己的礼节,而且有权在别人不遵守这些礼节时发火,即使他并没有费心让别人了解过他的喜好。事实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容易在无意中伤人。一位绅士为一位女士开门,因为他的母亲告诉他女士们喜欢这样的礼节,但是这位女士却转过身来,对他显出一脸蔑视的样子,因为他侮辱了她作为女性的人格。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给一位身体虚弱的年长男士让座,而他厌恶地瞪了她一眼,因为她损伤了他作为男子的尊严。注意,这些人只是想表示友好;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在遵循不同的礼节体系而已。奇怪的是,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难故意伤人。如果你说,“你面目可憎,我恨你,”那人可能会回答,“你正在气头上 ;我会等你感觉好一些。”解释自己的动机能够为所有的过失开脱,这种观念也许在一个凌辱肆虐的世界里十分重要,在那儿,万能的理由,“我心情不好”,赦免了一个人所有的义务或责任。有人认为,人们无需借助全社会默认的一种人为规范就可以“自然地”为人处事。这种想法就像认为人们可以用一种没有被普遍认可的语法规则的语言来交际的想法一样愚蠢。如同语言一样,礼仪的准则可以被运用得或娴熟或拙劣,其目的可以是崇高的或邪恶的,其表达的观念和感情可以多种多样。 如同语言一样,礼仪不停地经历着缓慢的变化和适应过程,但这些变化必须是全球性的,而不是细微局部的。 因为如果人人都即兴创造自己的礼仪,那谁也不会理解另一个人行为的含义,结果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TextC礼仪:一个更幸福世界的关键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很多年前我曾试图帮助遇到各种麻烦的人,这段经历留给我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以普通的礼仪对待对方,困难原本是可以克服的——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礼仪,礼貌,得体的举止——无论你称它为什么,供应似乎总不能满足需求。“重要的倒不是我丈夫说的话,”一位泪眼汪汪的妻子吐露说,“而是他说话的方式。为什么他一定要朝着我大吼大叫?”“我恨我的老板,”一位办公室职员板着脸低声抱怨说,“他从不对任何事表示赞赏。”“我们从孩子们那儿得到的全是怨恨,”一位苦闷的家长说。这样的埋怨不只限于坐在我书房里的人们。所有地方的人都渴望礼仪。“得体的举止,”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是令人愉快的做事方式。”反之亦然。无礼的举止能毁掉一天——或者毁灭友谊。礼仪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当然,其一是一种强烈的公平意识;礼貌常常只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公正意识。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他驾车行驶在一条单车道未铺过的山路上。前面的一辆车卷起令人窒息的尘雾,而离最近的铺过的公路还很远。突然,在一个较宽的地方,前面的车停在了路边。我的朋友以为他的车引擎可能出了故障,便停车问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没有,”那位司机说。“只是你一直在忍受着我卷起的尘土;剩下的路程我要忍受你的了。”这是一位有礼貌的,天生有着公平意识的男子。礼仪的另一个成分是同情,这种品质能使人洞察他人的内心,理解他的痛苦或不快,并设法使之减少到最低限度。最近,我在一本关于一家著名连锁饭店的书中读到这样一段插曲。一位独自用餐的男子想要把一瓶番茄酱的盖子旋开,但是他的手指因关节炎而严重受损,使他无法旋开盖子。他请一位年轻的男服务员帮他。那男孩拿起瓶子,立刻转过身去片刻,不费吹灰之力就拧松了盖子。然后他又拧紧它。转回身面对着那男子,他假装使劲开瓶但却开不开。最后,他把瓶子带进厨房,很快又回来了,说他终于想法把盖子旋开了——但只是借助于一把钳子才旋开的。是什么促使那男孩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来不伤害一个陌生人的感情呢?是礼仪,富有同情心的礼仪。礼仪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对所有人,无论其身份或地位,都一视同仁的能力。甚至在你怀疑某些人时,你也要表现出好象他们值得你以礼相待的样子。你也许会吃惊地发现他们确实值得你以礼相待。我确信任何人都能通过做三件事来改进其行为举止。第一,练习礼仪。所有的技巧都需要不断的重复才能成为第二天性;得体的举止也不例外。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花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集中注意你某一方面的表现。比如,打电话的礼仪。你是否经常说得太多,说话的口气生硬,没有自报家门,让别人等待,对接线员不耐烦,或者没有回电?或者开车时,何不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鲁莽驾车,不要乱按喇叭,不要与前面的车离得过近,不要忘记礼让三先? 一个难以做到但必须记住的事是不要报复别人的无礼。我记得一个小伙子说的一件事:一天晚上,他和父亲坐在一辆车里面,迎面开来的一辆车的司机没有使前灯减光。“对着他开前灯,爸爸!”小伙子怒气冲冲地说。“儿子,”父亲回答说,“那个司机当然是不懂礼貌的,而且很可能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我朝他开灯,他不仅无礼、愚蠢,还会什么也看不见——我可不想跟这样的混乱有什么纠葛。”改进你行为举止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礼貌地思考。从长远的观点看,你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想的东西决定了你是哪种人。如果你的思想大多以自我为中心,你就会变成一个不懂礼貌的人。而如果你培养自己体贴他人,如果你能养成认同他人的问题、希望和恐惧的习惯,得体的举止几乎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产生。礼貌地思考在婚姻中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为重要。在亲密的家庭中,很容易将失望、挫折或愤怒发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而那个人常常是丈夫或妻子。“当你觉得你怒不可遏时,”我常对夫妇们说,“那就强迫你自己在以后的十分钟里对你的爱人就象他或她是你家中的客人一样。”我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强迫自己礼貌仅仅十分钟,再大的风暴也会平息。最后一点,要举止得体你就必须会接受礼貌,愉快地接受它,欣喜于它的到来。奇怪的是,一些人对高尚的帮助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那人别有用心。但是生活中有些最珍贵的礼物并没有什么附带条件。你再努力也造不出晴朗宜人的一 天。你买不到晚霞,甚至买不到一朵玫瑰的芬芳。这些都是世界赐予我们的礼物,充满了爱意而不思任何报酬或回报。得体的举止就是这样,或者应该是这样。最后,所有的一切可归结为你如何看人——不是总体的人,而是个人。生活充满令人恼火的小事、考验和不公平。唯一永久性的、有效的日常解决方法就是礼貌——这是在起作用的为人准则。我想如果能允许我加上一条小小的祝福作为脚注的话,那可能就是:祝福那些有礼貌的人们。Unit3TextA如何改变你的视角卡罗琳·西博姆爱德华·詹纳医生正忙于设法解决天花问题。在研究了一个又一个病例之后,他仍然没有发现可能的治疗方法。他的思维陷入了僵局。这时,他改变了策略。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天花患者身上,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没有患天花的人身上。结果发现,挤奶女工显然从未得过这种病。从无害的牛痘能预防致命的天花这一发现,产生了疫苗的接种及天花作为一种灾难在西方世界的终结。我们的思维经常会陷入僵局。我们观察一个问题,试图解决它,却似乎走进了死胡同。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变得紧张,我们感到压力,不堪重负,忐忑不安。我们徒劳地挣扎,拼命想把问题解决。然而,詹纳医生却对这种情况有所改进。他不再与这个问题搏斗,而只是改变了他的视角——从他的病人们转向挤奶女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假定大脑是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已经将你所有的历史、经历、受过的训练和通过生活获取的信息并入它的数据库;电脑则根据所有这些数据进行编程。为了改变你的视角,你必须为你的电脑重新编程,从而解放你自己,接受新思想并逐步形成观察事物的新方法。 詹纳博士实际上就是通过为他的电脑重新编程而清除了观察天花问题的旧思路,自由地接收了新的选择。你也许会说,这一切都很好,但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医生兼哲学家爱德华·德·博诺找到了改变我们视角的方法,他把它称作横向思维。一般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与之搏斗。“进展越困难,硬汉子越向前”这句话便代表了这种解决问题的积极进取的态度。不管是什么问题,不管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框架总是搏斗。德·博诺医生称之为纵向思维;即那种传统的、按顺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思维,坚定地从一步移到下一步,就像玩具积木一块搭在另一块之上。当然,它的缺陷是,如果在任何时刻其中一步没有达到,或者一块积木没有放对,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事情就会陷入僵局,沮丧、紧张和搏斗的情绪就会笼罩心头。横向思维,德·博诺医生说,是对事物进行思考的一种新方法——一种完全避免这种拼搏,用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一个案例中,他的助手华生医生指出某条狗对那起案子并不重要,因为它看上去并没有做任何事。歇洛克·福尔摩斯却持相反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狗没有做任何事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因为它本应该做些什么,而正是根据这一点他侦破了这起案子。横向思维听上去很简单。它也的确很简单。一旦你根据横向思维解决了某个问题,你就会奇怪你以前怎么竟会为它而心神不宁。关键是做出那个至关重要的重点转移,横跨一步避开问题,而不是正面去解决它。在纽约私人开业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专家A·A·布里杰博士阐述了横向思维对他的病人是如何起作用的。“比方说,很多想戒烟的人来找我,”他说。“大多数人在他们试图戒烟时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最后都是对自己说,‘不,我决不吸烟了;不,我不该吸烟了;不,我决不吸了;不,我不能……’这是场战斗,结果是你最终吸得更多。”“所以我不再让他们用这种‘不’的老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并与之搏斗,而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你是自己身体的监护人,你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验生活的。 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的确有一些不能无能为力的东西。它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它毫无选择,就像一个婴儿的身体一样。于是你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它——‘现在我将要通过戒烟来照顾自己,给自己一些尊重和保护。’”“日本有一则寓言,讲的是一头驴被绳子拴在柱子上。绳子将驴的脖子套得很紧。驴越是挣扎,越是用力拉绳子,绳子就将他的咽喉勒得越来越紧——直到最后驴子死了。从另一个角度看,驴子一停止挣扎,就发现绳子松了,他能兜着圈子走走,也许还会找到一些草吃……这是同样的道理:你越是同什么东西搏斗就越是焦躁不安——你在一种恶劣的境地中陷入越深,就越难逃离痛苦。”“横向思维,”布里杰博士继续说,“只是用我所谓的一种东方式的侧攻策略来对付一个问题。当一个信奉禅宗的弓箭手想要用一副弓箭射中目标时,他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而是集中在他手中的东西上,所以当他射箭时,他的注意力是在箭上,而不是在目标上。这就是东方式侧攻策略的内涵——不是直攻目标,而是从侧面攻击它——或者说是横向攻击而不是纵向攻击。”“我想答案就在那个方向上,”布里杰博士断言。“拿某人处于危机中的情况为例。 汉语中‘危机’一词分为两个字,一个字的意思是危险,另一个字的意思是机会。我们西方世界的人只注意到了危机的‘危险’一面。在西方文明中,危机指危险,仅此而已。然而这个词也可以指机会。现在就让我们向那个处于危机中的人建议,不要再把那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关的危险和困难上,而是集中在机会上——因为危机中总是有机会的。从机会的角度来看待危机就是一种横向思维。”TextB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爱德华·德·博诺许多年前,伦敦的一个商人不幸欠了一个放债人一大笔钱,而当时欠债的人是可能会被投入监狱的。那个放债人又老又丑,却偏偏喜欢上了商人那个十几岁的漂亮女儿。他提议达成一项协议。他说如果他能得到那个女孩,商人的欠债就一笔勾销。商人和他的女儿听到这个建议都大惊失色。于是那个狡猾的放债人便提议让命运来决定这件事。他告诉他们他将把一粒黑色卵石和一粒白色卵石放在一个空的钱袋里,然后由女孩挑出一粒卵石。如果她选中黑卵石,她将成为他的妻子,而她父亲的债务将被勾销。如果她选中白卵石,她将留在父亲身边,债务也将被勾销。但如果她拒绝挑卵石,她的父亲就会被投入监狱,而她将忍饥挨饿。商人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他们谈话时站在商人花园里一条铺满卵石的小路上,这时放债人便俯身捡起两颗卵石。在他捡起卵石时,因惊慌而目光敏锐的女孩注意到他捡起了两颗黑卵石放进了钱袋。然后他让女孩挑出那粒将决定她和她父亲命运的卵石。设想你正站在商人花园里的那条小路上。如果你是那个不幸的姑娘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要给她提建议,你会建议她怎么做呢?你会用哪种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也许会认为,如果有一个解决办法的话,那么精确的逻辑分析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思维是简单的纵向思维。另一种思维则是横向思维。对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女孩,纵向思维的人一般帮不上什么忙。按照他们对问题的分析方式,有三种可能:1.女孩应该拒绝拿卵石。2.女孩应该指出钱袋里有两颗黑卵石,并揭露放债人是个骗子。3.为了不让父亲坐牢,女孩应该拿一粒黑卵石而牺牲自己。这些建议都不太有用,因为如果女孩不拿卵石她的父亲就要去坐牢,而如果她拿了一粒卵石,她就得嫁给那个放债人。这个故事表明了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的区别。纵向思维者关注的是女孩必须挑一粒卵石这一事实。横向思维者关注的却是留在钱袋里的那粒卵石。纵向思维者对事态持最理智的看法,并进而按照逻辑仔细地把问题解决。横向思维者往往对观察事物的所有不同方式加以探索,而不是接受最有希望成功的那种方式并以它作为出发点。这个卵石故事中的女孩将手伸进钱袋,捡出了一粒卵石。她看也没看就失手让它掉在了小路上,很快它就同其他卵石混在了一起。“哎呀,我真笨,”她说,“不过不要紧——如果你朝钱袋里看一下,根据剩下的那粒卵石的颜色,你就能知道我拿的是哪粒卵石了。”因为剩下的那粒卵石肯定是黑色的,而放债人又不敢承认他在骗人,所以就必须假定她拿了那颗白卵石。就这样,通过运用横向思维,女孩就将一个看上去无望的局势变成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局势。事实上,女孩现在的处境反而更好,因为如果放债人当时老老实实,把一颗黑卵石和一颗白卵石放入钱袋,女孩获救的可能性将只能是一半对一半。现在,她肯定能同父亲呆在一起,而与此同时又使他的债务被勾销了。纵向思维一直是唯一受到尊重的思维方式。其终极形式——逻辑——是推荐给所有有才智者并鼓励他们努力追求的理想,不管这些有才智的人离它有多么遥远。电脑也许是最好的例子。程序编制员对问题加以解释,并指出探索问题的途径。然后电脑用它无与伦比的逻辑和效率来解决问题。从坚实的一步迈向坚实的另一步,纵向思维这种平稳的过程同横向思维完全不同。如果你拿出一套玩具积木,将它们往上搭,每块积木都牢牢地正对着下面的积木,你就看到了一个纵向思维的例子。而在横向思维中,积木是散开的。它们相互间可能松散地联系着,或者毫无关联。但最终可能出现的模式却可以同纵向结构一样有用。TextC解决问题的普通方式这里请你做一道智力游戏题。请看下面图中的火柴杆。它们排列组成了一个罗马数字的等式:VI=II。但是显然6不等于2。你要做的是将其中的一根火柴杆移到新的位置上,从而建立一个正确的等式。你怎样着手解这道题呢?这里是人们着手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反复试验:托马斯·爱迪生试验了几百种材料之后,才发现碳化线可以用作电灯泡里的灯丝。甚至连动物也会胡乱使用反复试验的方法,但解决问题的能手却是有条不紊地运用这一方法。他们首先忽略那些显然不可能的方法。比如,爱迪生就没有浪费时间试图用煮熟的意大利面条来作灯丝。当解决问题的人排除了一个个很有可能的方法时,他们寻找正确答案的空间便越来越小。机修工把这一过程叫作“寻找故障”。这是一种简略的说法,意思是“我脑子里有一串有关这台机器常发生故障的原因。现在我要逐一排除,直到查出这一次出了什么问题。”当你着手解火柴杆这道题时可以尝试用反复试验法。这就是说将每一根火柴杆移到每一个可能的位置上,并对结果进行鉴定。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这种蛮干的方法最终会产生一个解法——只要你对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很敏感。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推理指通过系统地收集数据和全面彻底地考虑一个问题或局面来得出结论。归纳推理始于具体的例子,然后寻找途径来发现原理或进行概括。比如,假定你每次看了恐怖电影后就会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因为你一般都睡得很沉,你就可以作归纳推理并进行概括:看恐怖电影会影响你的睡眠。同样,研究者可以在试验过分拥挤对老鼠的影响时采用归纳推理。如果老鼠对过分拥挤的反应是出现了神经质行为的征兆,如打架和不照顾幼鼠,研究者就可以归纳出一条规律:过分拥挤会在老鼠的身上产生反常行为。相反,演绎推理利用一般的原理来预测或深入了解具体的情况。比如,你可以推断看喜剧不会影响你的睡眠,因为你以前看过多次滑稽有趣的电影,看后睡眠从未遇到过困难。同样,如果一位科学家已经教会许多鸽子表演某种特技,她就能推断一只新的鸽子如果接受同样的训练也将学会表演那种特技。这两种推理方法都能用于解开这道火柴杆难题吗?可以断定,显而易见的答案肯定行不通,否则它就不是一道智力游戏题了。因此,你不要去设法把VI变成II/I。记住,只允许你移动一根火柴杆。顿悟:你可曾体验过一种“原来如此”的反应?也许你上次被一道题目难住时曾经体验过。你试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法,但是都无济于事。然后,突然间你脑子里闪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你说了一声“原来如此!”——然后便兴高采烈地实施了你的解决办法。这就是顿悟,即突然认识到事物间的关键性联系,从而直接导致了问题的解决。心理学家沃尔夫冈·克勒在对一头名叫萨尔坦的黑猩猩的实验中证明,动物能够利用顿悟解决问题。沃尔夫冈给萨尔坦一根棍子,然后在笼子外面扔了一根香蕉。萨尔坦很快便学会了用棍子把香蕉拨进来。但是接着沃尔夫冈变动了一下问题,给这头猩猩两根短一些的竹棍。这一次萨尔坦只有把棍子连起来才能够得到香蕉。萨尔坦试了一根棍子又试了另一根。每次都失败了,他很失望,拿着棍子坐在一个角落里。过了一会儿,萨尔坦似乎有了主意。他将那根细一些的棍子插入了另一根棍子空的一端。然后,萨尔坦拿着他做的加长的工具,奔到笼子边,拨进了他的奖品。正如萨尔坦的发现一样,顿悟通常只在经过一番苦苦的思索之后才会出现。然而,顿悟经常在你放松之时,在你把你定向的思维暂时“关闭”片刻之时到来。要想对一个问题有所顿悟,一条好的规则是“将它留到第二天再说”。在你迷迷糊糊睡着之前把问题的每个方面回顾一下,从而引导你的潜意识在你睡眠时工作。在许多情况下,解决办法会在梦中出现,或者当你醒来时在你的意识中等待着。现在你解出了那道火柴杆的难题了吗?解出这道难题的人说答案通常是通过顿悟获得的。这里是一个提示:如果答案要求把算术符号用作数字会怎样呢?Unit4TextA如何变得有天赋朱利叶斯·法斯特 芭芭拉·法斯特在一项对教育方法的研究中,一位教师被告知她的新班中全是有非凡天赋的孩子。“你应该从他们那儿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有人这样通知她,而到了期末她所得到的正是这个——超出平均水平的成绩。这件事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事实上这个班的学生并非异乎寻常。他们只是一群中等水平的、智商处于正常范围之内的学生。这位老师被告知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潜力。这项研究揭示了许多关于教学和孩子问题的许多答案,但它留下的未回答的问题更多。但它的确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点,即当一个孩子相信老师的期望是真诚的时候,他通常是不会辜负这种期望的。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那位老师是以什么方式向学生们表明他们是特殊的,能取得优异成绩的呢?她没有用许多话告诉他们这一点,但显然在她的态度中有某种东西使学生们确信他们是有非凡天赋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老师态度中那种特别的“东西”,一部分是她给全班布置的作业,一部分是她布置作业的方式。但最强有力的“东西”还是老师本人和她对全班学生及其能力的态度。当她说“你们是聪明的孩子”时,她的声音中有更多的信心和关注。一直有一种鼓励性的语气在告诉他们他们会取得进步,很大的进步。孩子们收到了这些信号,并对它们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某个学生的成绩达不到老师的期望是常有的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个学生面对的不是失望、愤怒或恼怒。相反,老师认为这是一次例外,一件偶然的事情,倒霉的一天,一次暂时的失误——而学生相信了她,并消除了疑虑。下一次,他更加努力了,决心做到老师知道他能做到的事。很难精确地确定老师传达的信息:“我期待着最好的成绩,”中到底是哪一部分告诉了孩子。它的一部分包括显示信心的平和语调,言语上的耐心,及没有讽刺、贬低和恼怒等消极因素。期待着最好成绩的老师满怀信心地提问,因为她知道她得到的答案将是正确的,而孩子也感受到了那种信心。这一信息大多是通过声音传递的,但也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表现在态度、接触和面部表情上。跟这个对“天才”儿童所做的实验相类似的实验也在“天才”老鼠的身上做了。一位科学家得到的是一群普通的老鼠,但却被告知它们是一个特殊的品种,曾接受过在创记录的时间里穿越迷宫的训练。在与这些老鼠一起工作时,这位科学家发现它们确实比其他老鼠学得快,穿越迷宫也的确更迅速。但是老鼠对我们的语言一无所知。那位科学家是怎样得以将他的期望传达给它们的呢?对实验中所有变量的检查表明,这些异常好的结果应归功于他对待老鼠的方式,他对它们讲话的方式和语调,他声音中的信心、安抚和确定无疑。老鼠理解了所有的信息,并照着做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两个实验,那位老师和那位科学家都运用了一个对所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通用的原则——贴标签原则。我们所有的期待都带有偏见,我们对于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期望,甚至对各个民族也是如此。我们依据民族特点来判断人。我们认为美国人贪婪,想赚大钱,我们在心里给他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我们给德国人贴的标签是整洁而有条理,英国人是冷漠、不友好和矝持寡言,意大利人是易动感情,日本人彬彬有礼——等等等等。我们在一个非常宽阔的、远非同质的群体上贴了一张非常狭小的标签。我们在种族层面上也是这样。黑人有音乐感,印第安人坚忍,东方人神秘莫测。我们甚至给性别贴上标签——男人积极进取、女人消极被动。在家庭层面上,标签有时是由邻居们贴上的。“琼斯一家都是废物……总是依靠救济。”有时标签也许是由那家人自己贴的。“我们史密斯一家宁愿挨饿也不会请求政府帮助!”史密斯家的男孩因带着这个令人敬畏的独立标签长大,很容易与自己的标签名实相符,正如琼斯家的女孩很容易与她的标签名实相符一样:“他们都认为我们是废物?那我就表现得像废物!”这种标签也许不太全面,甚至带有性别歧视。某个家庭也许会自豪地说,“我们家的男人一直都是专业人员。”当这个家庭里的一个儿子比尔发现木工活是他最喜爱的工作时,他便面对着同家庭的冲突——以及同自己的冲突。他内心的力量也许能使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坚持到底,成为一个木匠,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没有符合家庭的标签,因此他怀着一种负罪感度过一生。他甚至可能给自己创造标签。“我是一个失败者,真的。”即使比尔在自己这一行里是个成功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比他当律师的兄弟鲍勃赚的钱还多,那也没用。比尔仍然不是一个专业人员,因此他内心的标签上仍然写着失败。在家庭内部贴标签很早便开始了。在宝宝听得懂口头语言之前,他便能对肢体语言和间接交流作出反应了。他在懂得词语之前,已经从父母的声音中感受到爱,他也感受到嫌弃、冷淡、恐惧或敌意,他也对这些情绪作出了反应。如果他得到的是爱和温柔,他也以爱和温柔作出反应。以后,当他理解言语时,他便接受他的标签。吉米是家里的乖孩子,而一向难弄的莎莉则得到了惹是生非者的标签。每个孩子除了名字外还得到一个标签。她是聪明的。他爱出风头。诺曼老是迟到。贝蒂不招人爱。芭芭拉很冷漠。杰克很野。纳塔莉很甜,等等等等。这些标签也许反映了事实。纳塔莉也许很甜,但往往是标签把现实强加于孩子身上。如果纳塔莉经常听到别人说她很甜,她便开始表现得很甜。你往往会使自己与你的标签名实相符。同样,参加教学实验的学生们被加上了聪明的标签,于是他们便设法变得聪明,超常地发挥了他们的能力。TextB大学教师写真盖尔·奥伦兰最近的一则电视新闻报道说,地方学校系统聘用了附近一所大学的一组大学教授,请他们帮助提高社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平。教授们的任务是视察教室,分析教师们的技能,然后主持研讨会帮助教师们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在第一轮研讨会之后,教育局长决定取消整个计划。他解聘了这些有学问的教授,将他们送回了他们的象牙塔。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失败呢?理由很简单。那些大学教授据称是去向公立学校的教师们示范如何上课更为有效的,但他们自己却是些蹩脚的教师。很多大学生都可事先预料到这种灾难性的结局。他们通过直接接触知道,大学老师很古怪。他们知道,教授们经常表现出一些古怪的行为,给学生授课的方式很难使学生不昏昏欲睡,或者即使不睡也很难学到什么东西。有一种教授认为,她的作用就是把她已获得的大量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种想法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因为这类“知识渊博者”将自己视为专家,将她的学生视为一群无知的人,所以她采用了一种破坏学习的精英主义方法。知识渊博者高傲地进入演讲厅,走向讲台,将她老得已经泛黄的讲稿放在讲台上,正好在上课应该开始的那一瞬间开始讲课。演讲厅外可能正下着暴风雪或刮着飓风;学生们为了能准时赶到教室,可能正冒着冰冷的雨、顶着呼啸的风在奔跑。知识渊博者会等他们赶到以后再开始上课吗?很可能不会。知识渊博者的时间是宝贵的。她到了,准备好开始了,这才是最重要的。长篇大论一开始,知识渊博者就用低沉单调的声音一直说呀说。知识渊博者是一个满脑子事实的人。她也许是知道南北战争每次战役死亡人数的历史教授,能图解所有普通生物分子的生物学教授,能列举联邦税收表格中每项条款的会计学教授。知识渊博者全然没有察觉到学生疲惫的眼神和忍住的哈欠,只管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给出一个又一个干巴巴的事实。听这种单调的独白,其唯一的好处是学生们不必担心被叫起来就某个观点提问或发表见解;知识渊博者不愿意放弃一分钟时间让学生们发言。暂且假定有个学生居然设法在这番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期间没有睡着,并足够勇敢地问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渊博者便会把这个提问的学生称作“先生”或“小姐”。这种客套并非像一些学生所误以为的那样,表示对这位学生作为一名学术界新秀的尊敬。完全不是这样。这种毫无人情味的称谓表明了知识渊博者想同她的学生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的愿望。知识渊博者的独白总是在上课应该结束的那一刻准时结束。她一说完最后那句别人听过就忘的话便收拾好讲稿,冲出教室门,向她清净独处的办公室走去,在那儿她可以从事她感兴趣的专业学术研究——不会受到可能来自学生的干扰。知识渊博者匆匆离开演讲厅清楚地表明她根本没有跟学生交谈的愿望。在她看来,她已履行了她的职责;她已经从科研中抽出时间将她知道的东西传授给了学生。任何更密切的联系都可能意味着她将有受到那一大帮无知的学生接触传染的危险。这样一种危险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与知识渊博者不一样,“学术讨论的引导者”似乎很尊重学生。引导者强调课堂讨论,鼓励学生勇敢地面对各种观点(“马克·吐温的道德观是什么?”“我们有理由干涉越南事务吗?”“大企业应该获得税额优惠吗?”),并发现他们自己的真理。开学大约三个星期之后,事情就清楚了,原来引导者想要学生们去发现他对真理的看法。在引导者的民主伪装后面隐藏着一个独裁者。当学生说出引导者认可的意见时,学生获得的是由衷的赞同和“很有道理,很有道理”的评语。但是如果学生过于轻率莽撞地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引导者会极有礼貌地回答:“啊,是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但是难道你不认为……”注重分数的学生很快便学会不再插嘴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知道当引导者看似真诚地说,“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吧,”他们最好先弄明白引导者想要听到什么,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理论。他们发现,能保证在引导者班上得到好分数的是“我也这样认为”而不是独立思考。还有的教授看上去似乎是学生们的“朋友”。这种教授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知识的传授者或者讨论的引导者,而是一个朋友,只是平等者群体中的一员。这位朋友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教程:“我们都知道大学里的这些玩意儿——分数、学位、考试、必读材料——是一场游戏。所以咱们就不玩这种游戏了,好吗?”“朋友”穿着牛仔裤、宽松的无领长袖运动衫和旧的运动鞋,显出一副轻松、随意的样子。他将班级里的座位安排成一个圆圈(他永远不会在教室前方占据一个位子)并坚持让学生们对他直呼其名。他根本不用教学大纲,几乎不安排什么考试,因为他认为这样的限制会妨碍学生掌管他们自己的学习。具有自由精神的“朋友”经常教一些“人际关系心理学”或“家庭社会动力学”这类的课程。如果学生想要利用课堂上的时间讨论课程内容,那很好。如果他们想讨论其他东西,那也行。重要的是自我表现,是诚实的对话。事实上,“朋友”似乎特别喜欢偏离学科内容扯到外面去。通过谈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婚姻问题和他常喝太多啤酒的嗜好,“朋友”让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他们一样。最初,学生们期待着上“朋友”的课。他们喜欢这种随意、闲聊、轻松。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便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花钱上一门一无所获的课。他们还不如呆在家里看电视呢。显然,有些大学教授是很出色的。他们有学问,工作努力,并富有想象力;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学教授是一个奇怪的群体。尽管他们有高学位并接触过许多不同类型的老师,但他们似乎并不理解如何和学生和睦相处。大学教授自己应该聘请顾问来告诉他们哪儿做得不对,如何改进,而不是被聘作顾问去帮助别人提高教学技能。这些顾问应该是谁呢?这很简单:这些顾问应该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的学生。TextC我们是弱智者贾尼斯·安德森·康纳利教书的第一天,我所有班的课都上得挺顺利。我觉得当老师不会很难。接着要上第七节,也就是那一天的最后一节课了。 当我走向教室时,听到了桌椅的碰撞声。拐过墙角,我看到一个男孩把另一个男孩紧紧地按在地板上。“听着,你这个笨蛋!”在底下的那个吼着。“我才看不上你的妹妹呢!” “不许你碰她,听到没有?”骑在上面的男孩威胁道。 我挺直自己矮小的身材,让他们不要再打架。突然14双眼睛都盯住了我的脸。我知道我看上去并没什么威严。那两个男孩怒目对视了一眼,又看了我一下,然后才慢吞吞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时,走廊对面的老师把头伸进教室里,大声命令我的学生们坐下、住嘴、按我的话去做。这使我感到自己很无能。 我试图教自己准备好的课,但面对的却是一张张警惕的脸。当学生们离开教室时,我留住了那个挑起争斗的男孩。我将把他叫做马克。“女士,别浪费你的时间了,”他告诉我。“我们都是弱智者。”说罢马克就溜达着走出了教室。 我哑口无言地跌坐在椅子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当老师。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否就是一走了之?我对自己说我将受一年的罪,第二年夏天结婚后我将做一份更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让你不痛快了,是吗?”刚才到我教室里来的那位同事说。我点了点头。“别着急,”他说。“我在暑期班里教过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只有14个人,而且大多数都毕不了业。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孩子身上。”“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住在野外的棚屋里。他们的父母都是流动劳工,在地里采摘庄稼的。他们想来上学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被压在地板上的那个男孩在跟大家一起摘豆子时对马克的妹妹纠缠不休。今天吃中饭的时候我不得不让他们闭嘴。要使他们安静,你只需让他们忙个不停。如果他们惹麻烦,就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来。”在我整理东西准备回家时,我怎么也忘不了马克说“我们都是弱智者”时脸上的表情。弱智者。这个词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响。我知道我必须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 第二天下午我请我的同事不要再进我的班级。我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孩子。我回到教室,跟每个学生进行了目光对视。然后走到黑板旁写上了ECINAJ。“这是我的名字,”我说。“你们能告诉我它是什么吗?”他们对我说我的名字很“古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又走到黑板旁,这次写上了:JANICE。几个学生脱口念了出来,然后开心地看了我一眼。“你们说对了,我的名字是贾尼斯,”我说。“我在学习方面有缺陷,是一种叫诵读困难的缺陷。我刚上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对。我不会拼单词,数字在我的脑子里就象一团浆糊。我被称为弱智。一点不错,我是一个‘弱智者’。我仍然能听到那些可怕的声音,并感到耻辱。”“那你是怎么成为老师的?”有人问。 “因为我恨那些称号,我并不笨,我喜欢学习。这个班级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喜欢‘弱智’这个称号,那你就不属于这个班级。那就换个班级吧。这个教室里没有弱智者。” “我不会对你们放松要求,”我继续说。“我们将努力再努力,直到你们赶上为止。你们会毕业的,我还希望你们当中有些人能够上大学。这绝不是笑话——而是诺言。我再也不想在这个教室里听到‘弱智者’这个词了。你们听明白了吗?” 他们似乎坐得更直了一些。 我们的确很努力,很快我便看到了几丝希望。尤其是马克,他特别聪明。我听到他在走廊上对一个男孩说,“这本书真的很好。我们在教室里是不读小人书的。”他拿的是一本《枪杀模仿鸟》。 几个月飞快地过去了,孩子们的进步很大。后来有一天马克说,“但是人们仍然认为我们笨,因为我们说得不对。”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一刻。现在我们可以集中学习语法,因为他们想要了。 眼看着六月即将来临,我感到很遗憾;他们那样想学习。学生们都知道我即将结婚并要搬离这个州了。在最后一节课的班上,只要我一提到这件事,学生们就显得很焦虑。他们已经喜欢我了,对此我感到高兴,但什么事出毛病了?是他们对我即将离校感到生气了? 最后一天上课时,我一走进教学楼,校长就招呼我了。“请跟我来一下,好吗?”他严肃地说。“你的教室里出问题了。”他带着我走过走廊时,眼睛直盯着前方。怎么了?我感到纳闷。 在我的教室外,第7节课那班的学生全都微笑地站在那儿。“安德森小姐,”马克自豪地说,“第2节课的学生送您玫瑰,第3节课的学生送您一朵胸花,而我们更爱您。”他朝教室门口指了指,我顺着他的手望进去。 真太让人惊喜了!每个角落里都鲜花怒放,学生的课桌和卷宗柜上摆着一束束鲜花,我的讲桌上则铺满了鲜花。他们怎么能得到这么多花?我感到奇怪。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很穷的家庭要靠学校的助学计划来吃饱穿暖。 我哭了起来,他们也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马克每到周末都在当地的一家花店里工作,他看到了我教的其它几个班的定单,便告诉了同班同学。高傲的马克不想再戴上“贫穷”之类侮辱性的帽子,于是他请求花商把店里所有“陈旧的”鲜花都给他。然后又去了几家殡仪馆,解释说他们的班级需要为一位即将离校的老师送花。他们同意把每次葬礼后保存下来的花束拿给他。 不过,这并不是他们送我的唯一礼物。两年后,所有14名学生都毕了业,有6名还获得了大学奖学金。 28年后,我在一所重点学校教书,这所学校离我开始教书生涯的地方不远。我得知马克同他的大学恋人结了婚,成了一名成功的实业家。而且,很巧,三年前马克的儿子曾在我教的二年级优秀生英语班上读书。 有时我回忆起第一天教书上最后一节课的情景时,不禁会笑出声来。真想不到,我当时曾考虑辞去教职去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Unit5TextA狱中学习马尔科姆·艾克斯今天,许多当面或在电视上听我讲话的人,或者那些读到我讲话的人都以为我的学历远远不止八年级。这一印象完全归功于我在监狱中的学习。这是在查尔斯顿监狱真正开始的,当时宾比第一次让我对他渊博的知识感到了羡慕。无论参与什么交谈,宾比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而我也曾经试图效仿他。但我找到的每本书中,几乎每句句子都有一个以上甚至几乎全部的单词我压根儿不认识。当我跳过那些词时,我最终当然不知道书中所云。所以我来到诺福克监狱时,仍然只有看看书的意愿。要不是我后来获得了动力,我本来很快就会连这些愿望也丢弃的。我明白我最好是能弄到一本字典——为的是学习,学一些单词。幸好我还想到应该努力提高一下自己的书写水平。我的书写很糟糕,甚至于不能将字写在一条直线上。这两个想法促使我要求诺福克监狱学校给我一本字典以及一些便笺簿和铅笔。头两天我还拿不定主意,只是随便翻了翻字典。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单词!我不知道哪些词是我需要学习的。最后,为了开始某种行动,我便开始了抄写。我把印在第一页上的所有东西甚至标点符号,慢慢地、费力地、歪歪斜斜地抄到了我的便笺簿里。我记得那花了我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便把写在便笺簿上的每个词大声读给自己听。我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写的东西大声读给自己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还想着那些词——我无比自豪地意识到,我不仅一下子写了那么多,还写了许多我从来不知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词。而且,我稍微动一下脑筋还能记得其中许多词的意思。我复习了那些被我忘记了意思的单词。有趣的是,就在此刻,词典第一页上的“土豚”一词竟跳入了我的脑海之中。字典上有它的一幅插图,一种长尾、长耳、会挖洞的非洲哺乳动物,以白蚁为食,像食蚁动物捕食蚂蚁那样伸出舌头来捕食白蚁。我完全被迷住了,于是又继续干下去——我抄写了字典的下一页。当我学习它时我获得了同样的体验。随着以后的每一页,我还了解了人物、地方和历史事件。实际上字典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最后,字典的A部分抄满了一整本便笺簿——于是我便继续抄写B部分。我就这样开始抄写了整本字典。如此多的实践帮我提高了书写速度,所以以后我抄得快多了。包括我写在便笺簿上的词和写的信,我猜我在后来的囚禁日子里足足写下了一百万词。我认为随着词汇量的增加,我肯定能第一次拿起一本书来读并开始理解书中讲的内容了。任何一个博览群书的人都能想象得出那个被打开的新世界。让我告诉你一些事;从那以后直到我离开那所监狱,在我的每一段空闲时间里,我不是在图书馆里看书,就是在我的床上看书。你哪怕用楔子也休想把我跟书分开。我学习穆罕默德先生的教导,我跟别人通信,我会客,我读书,日子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坐牢。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有那样真正自由过……正如你能想象的,尤其在一个特别强调改造的监狱里,如果一个犯人表现出对书籍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他就会受到赞许。犯人中有相当多的博览群书者,尤其是受广欢迎的辩论家。一些人被公认为活的百科全书。他们几乎成了名人。当这个新世界,这个能够阅读并理解的新世界向我敞开时,我贪婪地阅读文学作品,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所大学对任何一个学生的要求。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比在图书馆里读得更多。一个以读书多而出名的犯人能超出规定借出更多的书。我更喜欢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自己的房间里读书。当我发展到开始读非常严肃的读物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我会因为“熄灯”而愤怒不已。它似乎总是在我正读到引人入胜之处时来跟我捣乱。幸好在我的门外面有一盏走廊灯把光线照到我的房间里。一旦我的眼睛适应之后,这点光线就足以让我读书。所以“熄灯”后,我就坐在地板上,借着那点光继续读书。夜间看守每隔一小时就走过每个房间。每次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就跳到床上假装睡觉。看守一走过去,我就从床上回到地板上那块亮的地方,再读上58分钟——直到看守再次走过来。这样一直持续到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每天晚上睡三四个小时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在流落街头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睡得更少。我经常思考阅读为我打开的那些新的远景。我当时在狱中就知道,阅读已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历程。正如我现在所认识到的,阅读能力唤醒了在我内心潜伏已久的对于思想活跃的渴望。我当然不是在追求任何学位,那只是大学授予学生一种地位象征的方式。我通过自学所受到的教育使我每读一本新书就更意识到正在折磨着美国黑色人种的聋、哑和盲。不久前,一位英国作家从伦敦打来电话问了我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的母校是哪儿?”我告诉他,“是书。”在任何一个空闲的十五分钟里,你都会发现我在学习一些我觉得可能有助于黑人的东西……每次乘飞机,我都带一本想读的书——至今已读了很多书。如果我现在不是每天出来同白人斗争,我会将余生用于阅读,仅仅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你几乎说不出什么东西是我不感到好奇的。 我想任何人都没有像我那样从坐牢中获得了那么多。事实上,如果我的生活是另一个样子,如果我上了大学,我就不能像在监狱里那样能更集中地进行学习。我想上大学最大的麻烦之一就是有太多让人分心的事。除了监狱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我有时候每天集中学习15个小时来克服我的愚昧无知呢?TextB终生阅读詹姆斯·I·布朗今天是你未来生活的第一天。 如何能让阅读使它充满异乎寻常的经历,丰富而充实呢?带给你欢乐的技能技能就是技能。欢乐就是欢乐。但是——有些技能却是永久的欢乐。阅读就是这样。听一听黑兹利特的话吧——“生活中最大的欢乐就是读书。”或者听一听麦考利的话吧——“我宁愿做一个住阁楼而拥有许多书的穷人,也不愿做一个不爱读书的国王。”对他们和全世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来说,阅读是最深、最充盈的欢乐之源。从早年的学生时代到退休后的闲暇时光都是如此。让你青春永驻的源泉不仅如此,阅读还能成为你青春永驻的源泉。弗吉尼亚·吴尔夫说,“真正的读者本质上都是年轻的。”你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始终保持活力。有些人30岁就死了,但直到70岁才被埋葬。有些人还未完全品味青春,青春已经溜走了。阅读提供了一个活水泉,它给人以活力和生命。通过阅读永葆青春吧。实现你梦想的助手青春的一部分在于梦想——做那些不可能成真、但有时你却能使它成真的梦。 罗伯特?F?肯尼迪说:“有些人看到现实中的一些事物,说‘为什么?’我梦想从不存在的事物,说‘为什么不?’”某些书可以把人的智力扩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毕竟,在每个人身上都潜伏着一点伟大的东西。那就让书籍使它像鲜花一样盛开吧。认识你自己的助手你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发现你自己。发现你的自我。希腊人将这个问题归纳为五个字:认识你自己。文章和书籍有助于这一至关重要的探索。它们为你的生活提供力量和价值的保障,这是衡量你潜在价值的一种尺度。为了正确地看待自己,你需要对真实情景中的真实人物有详实的了解。我们需要看到具有人类所有典型恐惧和局限的三维人物。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你才能开始正确地看待并认识自己。你的就业顾问对于实际问题,如有关你的职业的那些问题又怎么样呢?阅读会不会帮助你更明智地决定(1)干什么,(2)如何作好准备以及(3)如何在工作上获得成功呢?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必须熟悉自己的才干、能力和兴趣。不过你还必须了解你周围世界的各种机会。比如,劳动局的某些统计数字预计会有约二百万中小学教师过剩。另一个消息来源表明目前“健康领域是我们唯一人员不足的领域。”把这样的信息与对自己的了解加以权衡,你就有了作出明智的、有远见的选择所需要的一些要素。第二,你已经选定了一个职业。如何以及在什么地方获得必需的准备呢?这又得求助于阅读。你也许会发现一连串的学校课程可供选择。你甚至可能会发现它们被定了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确切地知道应该去哪儿获得最好的准备。第三,还不能停下来。你已经选定了一个职业并接受了培训。现在要依靠阅读来帮助你在工作中获得成功。有多种杂志和书籍能提供指导和帮助。但这还没有结束。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的时代也许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变化常常使数百人一下子失业。比如,变化冲击了飞机制造业。结果呢?数百名合格的工程师突然流落街头。如果你事情处理得很好,密切关注着变化中的局势,你就能避免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业的痛苦。通过阅读来培养一些新的技能和兴趣。一旦局势发生变化,你就能比较容易地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几乎不会打乱步伐。学校里教的大多数东西——打字、速记、用键盘穿孔机记录资料、语言、农业、商业管理——在有趣的自学文章和书籍中很容易学到。如果你决定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让它们为你铺平道路吧。你的经历的拓宽者什么是最好的老师?当然是经验!经验是无价之宝。它来自于你自己看到、听到、尝到、闻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你自己经历的事情。更仔细地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局限。难怪经验是如此宝贵。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经验。我们甚至不能重新经历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生来并不具备即时重放的本事。事实上我们不能重新经历任何时刻。而且很显然,我们被限定在一次生命之中。空间和时间!它们是如何限制着我们呀。谁有一部时间机器能把自己带回历史中去呢?谁都没有。空间也是如此。我们的确不能同时身处两个地方。现在你就不可能既坐在你所在的地方,又同时漫步在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而我们又需要如此多的经历。在装配线上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秘书到底又是怎么样呢?这里正是读书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就个人而言,它能带给我们几乎无穷无尽的其他经历。诚然,它是第二手的经历。但是,它又常常非常生动逼真,就像第一手的经历一样,就好像我们自己正身临其境,被感动得流泪、大笑或者担忧。这种丰富而广泛的经历给我们自身有限的经历提供了理想的补充。阅读就以这样方式成了我们最深刻的构筑思想的活动之一。而且,所有这些经历在我们需要时都随手可得。书籍从不打扰我们。当我们需要它们时,我们伸手就可以把它们从书架或桌子上取下来。在我们方便时,我们就邀请它们来与我们分享它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卡莱尔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人类所做、所想、所得或所为的一切都神奇般地保存在书页之间。”尽情享用吧!让阅读在你的余生中拓宽你的经历吧。TextC银匙上的月亮尤多拉·韦尔蒂尤多拉·韦尔蒂生于1909年,是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经常描写密西西比乡村奇特的生活方式。她的小说《乐观者的女儿》荣获1972年的普利策奖,她的《短篇小说集》(1980)广受赞誉。本文选自她的自传《一个作家的开端》(1984),文中韦尔蒂通过对欢乐童年的描写,讲述了她是如何爱上读书的。有一次去西弗吉尼亚祖母家时,我站在母亲出生和成长的那幢房子里面。“这里就是我最初开始读狄更斯小说的地方,”母亲边指着边说。“就在那张床下面。我把蜡烛藏起来。为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通宵没睡。”“但那些书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最后问她,“所有那些狄更斯的小说?”“啊,是爸爸给了我那套狄更斯的小说,因为我同意让他们把我的头发剪短,”她说,“那时候,他们认为像我那样很长很浓密的头发会消耗一个孩子的体力。我说不!我想让我的头发保持原样。他们先说要给我金耳环。我说不!我宁愿留住我的头发。然后爸爸说,‘书怎么样?我让他们给你寄一套查尔斯·狄更斯的全集。’我同意了。”母亲把那套狄更斯的全集带到了我们在密西西比杰克逊的家;她告诉我,那些书在我出生之前经历了风风雨雨。它们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儿,——后来我意识到,它们正等着我。 我从两、三岁起就知道在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房间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读书,或者听读书。我母亲读书给我听。早晨她在大卧室里给我读书,我们一起坐在她的摇椅里,它会随着我们的摇动有节奏地发出嘎吱声,好像有一只蟋蟀在为我们的故事伴奏。冬天的午后,她在餐厅的炉火前读书给我听,我们的布谷鸟自鸣钟用“布谷”声来结束故事。晚上我上床后她读书给我听。想必我把她搞得不得安宁。当我发现故事书是由人写的,而不是像草一样自己长出来的自然奇迹时,我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失望。不过,无论它们从何而来,我不记得我有不爱它们的时候——我爱书的本身、封面和装订和印书的纸张,它们的味道和它们的份量和我怀抱着它们的感觉。我父母都出生在买不起很多书的家庭里,但是虽然那些书对父亲的工资一定是一种负担,他仍然一直仔细地选择定购他和母亲认为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拥有的书籍。除了一直被称作图书馆的起居室里的书橱之外,在我们的餐厅窗下还有百科全书桌和词典台。在我们的书橱里有一套马克·吐温全集和一套不全的林·拉德纳的作品,正是这些书最终将我们父母和孩子联结了起来。我感谢父母没有让我等待,而是早在我请求他们时就通过字母表让我初步了解了词的知识,以及阅读和拼写。他们在家里及时地教我字母,使我在上学之前就开始看书了。我相信现在文字已不再被认为是人生旅途中的必须品了。在我那个时候它却是知识的基石。你要学字母,正如你要学主祷文,记住父母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以防你迷路一样。我对字母表自始至终的喜爱来自于背诵它,但在那之前,则来自于看书页上的字母。在我自己的故事书里,在我能自己读它们之前,我爱上了童话故事开头各种弯弯曲曲的让人着迷的首字母。在“Once upon a time (从前)”里,有一只兔子把“O”当作踏车骑,他的脚踏在鲜花上。在我的知觉教育中我把对单词的感性认识包括了进去,即某一个词同它所代表的事物的联系。可能是六岁左右的时候,我独自站在我们的前院里等着吃晚饭,那是夏日的一个黄昏,太阳已经下山,晴空中升起的满月不再朦胧,而开始显得明朗。然后我看见,月亮从平的变成圆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它是个球体。“月亮”这个词好像从一把银匙上喂入了我的嘴中。月亮被留在我的嘴里,成了一个单词。它具有康科德紫葡萄般的圆润。在俄亥俄州,祖父从他的葡萄藤上摘下康科德紫葡萄,就是让我吮去皮后整个儿地吞下去的。在我写小说之前很久,我就用心听故事。用心听比用耳朵听更需要敏锐的头脑。我想这是参与事物进行的一种早期形式。听故事的孩子知道故事就在那儿。当他们的长辈坐下来开始讲的时候,孩子们就在等待、期盼着一个故事的出现,就像等一只老鼠从洞里出来一样。我六七岁时因为一种医生称为“心跳过快”的病而辍学卧床几个月。我从来没想到我离开了教室还能学习,没想到那些对我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点点滴滴启迪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起来。 我床上堆满了许多故事书。在我不停歇地阅读时,我时而成了拉彭泽尔,时而成了牧鹅女,时而又成了《一千零一夜》中那位每天晚上登上宫殿屋顶憩息,真诚地用她的光彩照亮整座城市的公主。我母亲很能体会这种永不满足的感觉。现在,我还记得她在很多时间里一边做其它事情一边读书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物种起源》就放在餐具室的架子上,上面沾着薄薄的一层面粉——我母亲做面包时,会拿起书,坐在厨房的窗旁,找到她上次看到的地方,而一边还注意着烤炉。Unit6TextA情商因素南希·吉布斯研究表明,科学家能通过观察四岁儿童对一粒果汁软糖的反应看到他们的未来。研究者邀请孩子们一个个地走进一间无装饰的房间,然后便开始这种温柔的折磨。你现在就可以吃这粒果汁软糖,他说。但是如果你在我出去办事的时候等着不吃,就可以在我回来时得到两粒果汁软糖。说完他就走开了。有些孩子一等他出门就抓起糖来吃。有一些等了几分钟,也坚持不住了。但其他孩子却决心等待。他们蒙住眼睛;他们低下头;他们对着自己唱歌;他们试图玩游戏甚至睡觉。 当研究者回来时,他把这些孩子辛辛苦苦挣来的果汁软糖拿给他们。然后,科学便等待着这些孩子长大。等孩子们读到高中时,一些引人注目的事发生了。对孩子们的家长和老师的调查表明,那些在四岁时就有足够的自制力坚持等到第二粒果汁软糖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成了适应性更强、更惹人喜爱、富于冒险精神、充满自信并可信赖的青少年。那些很早就屈服于诱惑的孩子们则更可能孤独、容易受挫和固执。他们承受不住压力,躲避挑战。当这两组中的一些学生参加学习能力倾向测验时,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孩子们平均得分高出了210分。当我们想到卓越的才华时,我们便看见了爱因斯坦——深邃的眼睛,卷曲的头发,一台有着皮肤、穿着不配对的短袜的思维机器。在我们的想象中,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者在出生时就为伟大作好了准备。但随后你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后天赋似乎在一些人身上大放异彩,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黯然失色。这就是果汁软糖起作用的地方了。推迟满足的能力似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技能,是理智型头脑对于冲动型头脑的胜利。总之,它是感情智力的一种标志。它在智商测试中是显示不出来的。在本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家们都崇尚大脑的硬件和思想的软件;而心灵那令人捉摸不定的力量则留给了诗人。但认知理论却怎么也无法解释我们最感疑惑的问题 :为什么有一些人看上去就有天赋生活得很好;为什么班上最聪明的孩子最终可能并不是最富有的 ;为什么我们一见到某些人就喜欢而对另外一些人则不信任;为什么面对不幸,一个适应性差一些的人会沉沦,而有些人则能保持乐观。总之,是思想或心灵中的什么品质决定了谁会成功?“感情智力”这个短语是五年前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得·萨洛韦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迈耶为了描述某些品质 —— 如理解自己的感情、善解人意和“以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调节情绪”——而创造的。由于丹尼尔·戈尔曼的一本新书《感情智力》,他们的这一概念(缩写为情商)即将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戈尔曼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哲学博士,《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他具有一种天赋,能使最为难懂的科学理论为一般读者所理解。 他把十年来的行为研究汇总为头脑如何处理感情。他在书的封面上宣称,他的目标是重新定义聪明的含义。他的论点是:在预测人们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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